从战后课程到法定大学
汉堡大学在1919年3月28日获得议会通过的临时创设法，并于5月10日举行开校仪式。立法、开校与早已存在的教学活动属于不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乡军人希望开始或恢复学业，德国既有大学难以容纳全部申请者；汉堡于是利用殖民学院等机构开设临时大学课程。
普鲁士教育部门同意承认这些课程的学分，却没有因此承认汉堡已拥有永久大学。许多本地学生负担不起立即赴外地求学，又担心日后转学时失去学分。长期推动建校的参议员维尔纳·冯·梅勒建议学生召开大会、征集请愿签名。建校因而既承接此前的学术建设，也回应了战后具体的求学压力。
商人捐资与城市提供场地
教学空间在法律成立前已经准备。1907年成立的汉堡科学基金会原想以筹集资本的利息支付大学新增开支，但筹款未达原先设想。商人埃德蒙德·西默斯随后提出向市政府捐赠讲学大楼，条件包括提供穆尔草地西部土地，并保证基金会长期免费使用。
大楼由赫尔曼·迪斯特尔和奥古斯特·格鲁比茨设计，1911年5月13日交付城市。为容纳殖民学院及新增研讨机构，建设费用获准由100万增至150万金马克；这笔钱是建楼成本，不能当作1919年大学的年度预算。大楼兼容讲堂、研讨室、资料和行政空间，1919年起成为大学的中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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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法人和四学院结构
《临时法》第一条明定新大学为公法法人，保障教学与研究中的学术自由；在正式大学法出台前，其范围包括参加1919年冬季大学课程的科学设施与机构。这个表述说明，创设首先是把已有教学力量纳入新的法律框架，并非所有学科同时从零建立。
初期设法律与国家科学、医学、哲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四学院，经济学家卡尔·拉特根担任首任校长。医学尤其依赖汉堡现有医院，包括埃彭多夫综合医院。创设法只为医学另增解剖学和药理学两席正教授，其他教学交由公立医院资深医师承担；起步的十二名教授中，十人本已在市邦公务体系任职。
既有研究机构与新增教席
自然科学也采用人员和机构相互衔接的办法。植物园、天文台、化学和物理国家实验室等在大学成立前已经存在。它们在1919年后仍长期保持独立国家机构身份，同时通过负责人兼任等人事联系承担大学任务；因此，不宜简单写成所有设施都被大学立即吞并。
创设法为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增设两席数学正教授，以及数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矿物学与岩石学方向的四席副教授。教席补充与既有实验设施结合，使综合性教学得以迅速展开，也给后来的研究集中提供条件。奥托·施特恩1923年至1933年在汉堡开展的物理化学研究，便是在这一学科结构继续发展的阶段形成。
参考：[4]
学业负担与参与管理
大学成立没有消除生活成本问题。贾尔斯指出，当地学费虽低，住宿却昂贵，不少学生依靠住在父母家中维持学业。学生组织早期因而很重视福利，同时开始争论自身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
1919年7月27日学生大会通过临时组织章程，随后推进常设代表机构。关于让学生在大学评议会占四席的建议，既遭教授拒绝，也未获学生支持；学生转而要求在学院和全校层面建立师生人数相等的咨询委员会。1920—1921年冬季学期已建立学生议会。这些协商显示，议会创设大学与校内权力民主化之间，仍有需要逐项处理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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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网络及其断裂
早期知识交流不限于大学内部。恩斯特·卡西尔和埃尔温·潘诺夫斯基参与的文化科学瓦尔堡图书馆，为哲学、艺术史及文化研究提供交会点。阿尔布雷希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920年来到汉堡，1923年起建设外交政策研究所，推动国际关系与和平问题研究。两者都是理解城市学术网络的重要机构，不应仅列为大学的荣誉名录。
这种发展依靠有名有姓的学者、专门收藏和稳定合作，也具有脆弱性。1933年后针对犹太学者和政治异见者的排斥与解聘，使研究团队和学术传统发生断裂。由此回看1919年的创办，它的重要变化在于把城市积累的教学、医疗与研究资源组织成大学，而这种组织并不自动保障学术自由能够持续。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