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成小说与回忆写作

1930年出版的《我弥留之际》,把密西西比乡间一个穷困农家的葬母之行写成不断换声的长篇。威廉·福克纳让母亲艾迪·本德伦的死亡成为一家人共同面对的事情,却把家人的欲望、怨恨和理解分散在各自的讲述里。送棺木到杰斐逊镇安葬的承诺,把这些彼此隔膜的人暂时绑在同一辆车上。

福克纳在1957年弗吉尼亚大学的问答中,把这部作品称为一次胸有成竹的写作:下笔时已知道如何结束,约六周便写完。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使这个说法更具体。斯蒂芬·雷尔顿对手稿的研究指出,首尾日期分别为1929年10月25日和12月11日,打字稿末页则署1930年1月12日。人物姓名、句子和空白的安排都经过改动。迅速完成主体与继续修订,可以同时成立。

参考:[2] [3] [5]

棺木旁的十五种声音

全书59节,以15个人物的名字轮流标在篇首。本德伦家七人的内心言语,与邻人等八人的观察相互穿插。没有一位持续出面解释事情的外部讲述者;读者要从声音之间的距离辨认同一场遭遇。达尔有时甚至叙述自己未亲眼目睹的事情,使他与现实的关系格外难以安放。

开篇,达尔看见卡什在窗下制作母亲的棺木。科拉一面惦记没有卖出去的糕饼,一面用自己的宗教信念解释艾迪一家。朱厄尔却受不了锯木声,觉得哥哥把母亲即将死亡的事实摆得过于刺眼。做棺木既是手艺和照料,也是另一个儿子眼中的伤害。同一件事的意义,随着叙述者改变。

参考:[1] [5]

木板、鱼与说不出的心事

卡什专用一节列出棺板边缘为何要削成斜面的理由。他从钉子的受力、木材和接缝谈起,也夹杂自己对埋葬的想法;规整的编号把丧事暂时变成一道能够处理的工序。紧随其后的瓦达曼一节只有一句“我的母亲是一条鱼”。孩子把母亲的死亡同先前见过的鱼联系起来,两个章节的长短和语气形成突然的断裂。

这些形式各有生活中的来处。卡什靠木工理解自己的付出,瓦达曼借具体物体接近死亡,杜威·德尔则把心事藏在采棉花的回忆里:拉夫往她的袋子里放棉花,填满的袋子成了两人约定的暗号。她觉得达尔已经知道自己的秘密,却找不到可以安心说出它的对象。共同生活给了家人许多可以观察的细节,仍留下大片无法传递的经验。

参考:[1]

死去的母亲开口

葬母途中,小说忽然给艾迪一整节独白。此前,别人用母亲、妻子、虔诚信徒等身份谈论她;这一次,她回忆自己当乡村教师时的孤独、对孩子的怒气,以及婚姻和生育带来的束缚。她怀疑“爱”“母性”等词能够对应真实的身体经验,也说出婚外关系和自己对不同孩子的偏爱。

这段声音改变了安葬承诺的分量。家人承担的义务,牵连着艾迪对安斯的报复和她对人生的看法。她既是被搬运的死者,也是使旅程发生的人。读者知道得更多之后,仍很难把她归为一个可以概括全家的道德中心。福克纳让她说出尖锐的话,把先前有关母亲的安慰性解释重新打开。

参考:[1] [2]

抵达之后的另一位本德伦太太

路上的洪水把承诺变成了实际的体力考验。达尔的叙述紧贴车轮、绳索、骡子和水流;漂来的木头撞向车辆,朱厄尔骑马挣扎着接近棺木。读者面对的是一道道具体的运输难题,而每个人承受和解释它们的方式又不相同。丧事的庄严与队伍的狼狈始终挨在一起。

结尾由卡什讲述。安斯终于装上一直惦记的假牙,刮了胡子,带来一位有留声机的女人,把她介绍为新的“本德伦太太”。棺木抵达目的地,并没有让家庭获得一致的理解;父亲已经准备另一段生活,儿子的讲述还停留在失去与不安之中。卡什设想着日后收到新唱片时的情景,也想到已经离开他们的达尔。

参考:[1]

早期评论怎样读到这个家庭

弗吉尼亚大学的作品研究把首版出版日列为1930年10月6日。早期阅读留下了一条紧邻出版的记录:玛格丽特·切尼·道森在10月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版发表《艾迪的棺木旁》。这篇评论先解释家庭、棺木和接连发生的事故,随即指出,故事通过人物不断转换的意识来到读者面前。作品的叙述形式,从问世时就进入了评论者的视野。

它保存的是一次具体的阅读:葬母的奇异遭遇,要连同讲述遭遇的那些声音一起理解。到1957年,大学听众仍把本德伦家与《喧哗与骚动》的康普生家并置,询问福克纳如何写出两种不同的家庭。小说由出版时的书评进入作者与读者面对面的讨论,人物之间无法互相代言的困难,也继续成为讨论的内容。

参考:[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