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抗议与创校委员会
柏林自由大学的创设，与战后柏林政治分裂及原柏林大学的办学冲突紧密相连。1948年4月，参与学生刊物《Colloquium》的奥托·赫斯、约阿希姆·施瓦茨等学生被取消学籍。4月23日，学生在英国占领区集会，要求建立新的自由大学。这里的“自由”首先回应的是教学、研究和学生表达受到政治干预的问题。
6月19日，政治、学术和文化界人士在万湖聚会，组成创校筹备委员会，由恩斯特·罗伊特任主席，埃德温·雷德斯洛布承担重要筹备工作。7月23日的创校呼吁把目标说得具体：学生不应成为单方面宣传的对象，教师应能不受党派教条束缚地讲授与研究。委员会同时向德国和盟国当局、国内外学者及社会捐助者募集协助；办学理想从一开始就需要落实为人员、房屋和钱款。
批准、章程与成立典礼
1948年的创办不是一天完成的。9月22日，柏林市政府通过决议，承认新大学为公法法人；11月4日生效的章程规定了大学的法律地位和组织结构。教学在11月下半月逐步展开，12月4日才在施特格利茨的泰坦尼亚宫举行成立典礼。因此，典礼日期不能简单代替所有院系的开课日期。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担任首任校长，雷德斯洛布负责实际校务。迈内克因病未到典礼现场，他的讲话通过广播传送。罗伊特、学生代表及美国方面人士也参与了仪式。大学设在美国占领区的达勒姆，选址使它能够利用原威廉皇帝学会的建筑和另行租用的房舍，而不是等待一套新校园全部建成。
学生参与和市政监督并存
创办章程把大学界定为从事教学、学习和研究的共同体，并赋予学术自治及自身财务管理。学生参与被写入正式组织：学术评议会有两名学生代表，学院组织中有一名学生代表，负责财务监督的理事会也包括一名学生代表。学生的作用因而不限于接受课程，还涉及学校如何运行。
这些条款同时保留了市政权力。理事会由市长主持，并有教育、财政方面成员；教授任命须经过市政府，学校财务也受市级审计。首个办学年度还有适应筹备阶段的过渡任命办法。制度中的学术自治、学生参与和公共监督相互结合，不能把创校宣言中的自由直接理解为学校完全脱离政府。
参考：[2]
房屋、图书与第一年的钱
美国高等教育官员霍华德·约翰斯顿报告所附的1948年11月16日记录，描绘了办学的物质条件：学校全部或部分使用15栋建筑，以达勒姆玻尔兹曼街的校务处和哲学学院为中心，一些医疗教学设施则在英国占领区。困难不仅是教室数量，还包括煤炭供应，课程安排必须考虑取暖消耗。
记录称，学生可利用约35万册图书，其中涉及私人、官方和半官方图书馆的开放，不能把它当作新校已经独自拥有的馆藏总数。第一年的主要经费来自报业基金，该基金由2000万帝国马克折换为200万西马克；报告同时明确第二年的筹资仍是难题。建筑、可借阅图书和启动资金使开课成为可能，却没有立即消除持续办学的不确定性。
参考：[3]
招生如何转化为教学组织
按照海因茨·里特的考证，初期开学规模为2140名学生、128名教师，其中教授约40人，分属法学与经济学、哲学和医学三个学院；数学与自然科学当时属于哲学学院。招生要求中学毕业资格和适合继续学习的能力，在条件相当时优先考虑纳粹迫害受害者、较晚获释的战俘、在东部因政治原因失去学习机会者，以及贫困或因战争耽误学业者。
法学与经济学学院在11月22日开始教学，下设法学、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三个研究所。正式教授不足时，柏林法官、行政官员、律师和公证人也承担法学课程。到1949年夏，原学院分为法学院与经济及社会科学学院。专业组织是在授课、聘任和规模变化中调整的，不能把后来大学的院系结构倒推到成立之初。
参考：[4]
争取外部联系的开放计划
创校呼吁专门邀请国外大学教师来作客座讲演，也募集教学用品和捐款。1948年成立典礼上，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发言，显示新大学很早就把海外文化联系用于建立声望。不过，典礼参与和实际长期任教属于不同关系，不能据此把所有支持者列为本校教授。
西德大学并非一致热情支持这一新机构。一些人担心与原柏林大学的关系，招聘既有困难，也存在对教授年龄、学术地位和政治经历的不同判断。学校试图借助客座教师、校际支持和回国流亡学者拓展联系，但理想与实际人事安排之间并不总是一致。柏林自由大学早期的知识交流，正是在冷战分界、资源短缺和恢复学术生活的要求之间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