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安纳托利亚后的谈判
公历1833年春，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间的战争，进入以屈塔希亚为中心的谈判阶段。此前，阿里派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军进入叙利亚；1832年12月的科尼亚战役使苏丹军队遭到重创，大维齐尔被俘。埃及军队继续深入安纳托利亚，首都君士坦丁堡面临军事压力。
苏丹求助于俄国，俄国舰队和军队进入海峡地区。法国与英国则希望促成停战，使埃及军队停止北进，也使俄国干预失去继续扩大的理由。围绕叙利亚和阿达纳的归属，战场上的进展被转化为任命、退兵与外国调停的交涉。
阿达纳为何成为争点
1833年4月，奥斯曼代表穆斯塔法·雷希德贝伊（Mustafa Reşid Bey）与法国代办瓦雷纳（Varennes）在屈塔希亚同易卜拉欣交涉。叙利亚各地的管理权可以商量，阿达纳却仍有分歧。4月14日的任命没有将阿达纳交给易卜拉欣，他随即取消驻屈塔希亚部队的撤退。
《叙利亚问题》重录的英国代办曼德维尔（Mandeville）报告，显示另一条交涉线索。他曾询问阿里要求永久占有这些地区，还是接受其他奥斯曼帕夏通常享有的条件；得到的回答是后者。曼德维尔认为，如果苏丹已无力阻止埃及军队，接受苛刻条件仍比让国家陷入持久战争、危及首都损害较小。他愿帮助促成叙利亚安排，却没有立即支持交出阿达纳。
五月的任命与赦免敕令
曼德维尔在5月4日致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的报告中写道，苏丹前一天已经把阿达纳的行政交给易卜拉欣，授予其“muhassıl”职衔，即当地王室收入的征收官；苏丹还派一名高级官员前往通知。这份记述把5月3日的任命决定，同通知使者的派遣联系起来。
5月6日的敕令又以苏丹接受父子二人效忠保证的方式宣布安排。《叙利亚问题》所录英文译文保留阿里的埃及与克里特管理权，并列出大马士革、阿勒颇、西顿等叙利亚辖区及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地区；朝觐组织等职责也在其中。易卜拉欣得到相应圣地职衔、吉达辖区和阿达纳征税职务。该书对敕令结尾的说明还记有赦免小亚细亚相关事件参与者、安抚居民的要求。
参考：[2]
外交使节怎样解释结果
法国大使鲁桑（Roussin）在5月8日从特拉皮亚写给阿里的信中，称和平已经达成，并将叙利亚的让步归功于自己派瓦雷纳同易卜拉欣交涉。他承认阿达纳曾遇到强烈抵抗，但把最后的让步称为苏丹的恩赐。
这封信同时强调法国持续支持埃及，属于调停者对自身作用的陈述。与曼德维尔报告并读，可以看到英法虽都参与交涉，对阿达纳的态度及对成果的解释并不相同。敕令保持君主授官的形式，外交信件则向不同收信人说明各自争取了什么。
参考：[2]
授官之后的撤军
书面宣布之后，部队并未立即全部退至获准管理的地区。穆罕默德·哈内菲·库特卢奥卢（Muhammed Hanefi Kutluoğlu）的研究记载，阿里5月14日收到易卜拉欣报告阿达纳让步的消息；安纳托利亚撤军约历时一个半月，部分部队仍留在乌尔法、马拉什和安泰普。
英国海军军官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在1842年的回顾中，也将易卜拉欣退入托罗斯山隘与叙利亚转由阿里治理相联系。授官、获悉结果和实际撤军是相接的行动，五月敕令并没有使驻军位置在同一天全部改变。
一项临时和解的边界
“屈塔希亚公约”是这场和解的通行名称。库特卢奥卢指出，过程以口头妥协及敕令确认构成，并无双方互签、交换的条约文书。因此不宜为它补出统一的签署、批准和生效日，也不能把授官写成叙利亚独立。
1834年2月4日，英国国王在开幕演说中说，自与阿里达成安排以来，土耳其的和平尚未中断，并希望避免新的危险。这是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到1839年，苏丹方面重新准备战争，埃及方面也集结军队。1833年的和解暂时停止了进军，却未使苏丹与总督之间的权力争执获得持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