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立大学：1755年的创设与早期办学

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创设，是学术设计与帝国行政共同作用的结果。1754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和宫廷官员伊万·舒瓦洛夫讨论在莫斯科建立大学。现存书信表明，罗蒙诺索夫已读到舒瓦洛夫提交参政院的报告草稿，并据自己在欧洲大学学习的经历提出修改意见。舒瓦洛夫承担呈报、协调和争取皇室支持的工作。

罗蒙诺索夫主张办学规划应面向未来，不应因为眼前学者不足而把编制定得过小；暂缺岗位节省下的经费，可以用于建设图书馆。他提出法律、医学、哲学三个学部和十二名教授的构想。正式方案最后规定十名教授，说明书信建议与获准制度之间存在修订，不能把两者当成同一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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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伊丽莎白于1755年1月12日批准创设方案，1月24日颁布有关诏令；这里采用文书记载的俄国旧历。4月26日举行开校典礼，最先开办的是附属中学。学生随后到校，尼古拉·波波夫斯基在这一年开始哲学讲课，提倡以俄语讲授。法律创设、公开庆典和大学课程启动因此是不同阶段。

最初校舍设在红场附近的旧药房楼，而非今天常见于照片的高层主楼。建校宣言解释选择莫斯科的理由：贵族和非贵族人口较多，交通位置适中，生活开支相对可控，许多学生可投宿亲友家。这些具体条件与培养国家所需人才的目标同时进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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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方案规定大学和附属中学每年经费一万卢布。大学受女皇保护，直属参政院；舒瓦洛夫与布卢门特罗斯特担任监护人，阿尔加马科夫任校务主管。主管管理收入、同教授安排课程，再将有关事项报监护人批准。这是有皇室庇护的学术机构，并非脱离国家行政的独立共同体。

方案赋予师生一定司法及差役豁免，又要求教授定期集会处理课程和学生事务。教授采用的教学体系及作者须经集体与监护人认可，个人不能任意决定。1756年10月，教授会议开始实际运作，讨论公开讲课、教授课时和中学需要。规章、人员与日常协调，才共同组成学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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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必须先解决生源准备不足的问题。罗蒙诺索夫在信中强调附属中学的必要性；正式方案相应设置贵族与非贵族两类中学。大学申请者则先向主管报到，由教授考核其是否具备听课能力，再安排适合的课程。制度试图把基础语言训练、入学考试与高等学习连接起来。

它允许非贵族求学，却没有废除身份边界。方案明确排除仍处于农奴身份的人；地主若愿送有才资的年轻人入学，须先出具解放文书，并承担其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第27条还规定，行为不良的此类学生可被退回原地主。贵族与非贵族在附属中学分开，升入大学后共同听课。所谓开放招生，应放在这种等级社会的法律条件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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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方案中的法律学部教授一般法、俄国法及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医学学部包括化学、博物学、解剖学；哲学学部则设置哲学、物理、修辞与历史。神学事务交由宗教会议体系承担，不另设神学学部。今天熟悉的学科边界，并不能直接套用到这一安排上。

教授须提供不另收费的公开讲课，可以用拉丁语或俄语授课；收费的私人教学不得妨碍公课。学期课程要公布，学生定期进行论辩，年度优秀论文可以获得奖章。方案把课堂、考试、公开演说及奖励合成一套训练机制，但这些条款是办学目标，不能据此推定所有教授岗位自开校起便已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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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大学增设印刷所和书店，出版演说与《莫斯科新闻报》；图书馆也向爱好学问的读者开放，每周三、周六下午提供阅览。大学因而不仅接收学生，也通过图书、报纸和公开活动接触城市社会。

教师和书籍的流动同样重要。1756年，来自图宾根的沙登、来自斯图加特的弗罗曼应邀到校，分别参与附属中学和哲学教学。沙登还帮助大学书店建立同图宾根的联系，取得教学用书。早期莫斯科大学的意义，正在于把皇室经费、地方生源、外国师资和印刷传播组织为持续的教育活动，同时保留着帝国等级制度的限制。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