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写作的欧洲问题
卡尔·波普尔1937年抵达新西兰基督城，在坎特伯雷大学学院任教。欧洲的纳粹扩张是他转向政治哲学的重要背景。他在再版序中回忆，1938年3月得知奥地利遭入侵后，最终决定撰写此书，写作延续到1943年。初版序署1943年，并不等于该年已经出版。
书稿的形成伴随教学、反复誊写和漫长的海外通信。妻子亨妮帮助打字和重打手稿，作者又不断寄出修订。远在新西兰的写作者，须依靠英国朋友处理出版事务；战时邮递使询问、答复和改稿难以迅速往返。
从投稿碰壁到两卷印行
1942年后，波普尔曾托在美国的朋友寻找出版机会，未能立即成功。1943年，他转向在英国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和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后，Routledge的赫伯特·里德对书稿产生兴趣，贡布里希参与接洽并安排校样事务。
书名也反复商议，候选包括围绕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假先知”以及面向普通读者的社会哲学。作者和朋友讨论的不只是措辞，还包括能否同时表现批判锋芒与民主重建的正面目标。
1944年出版安排逐渐落实，但纸张、印刷和装订人手的短缺，加上作者继续修改，使进度拖延。两卷终于在1945年11月问世；哈耶克11月22日给波普尔的信称书已于前一周出版。波普尔1946年赴伦敦经济学院任职，发生在首版发行之后。
两卷怎样组织论证
第一卷题为《柏拉图的魔咒》，从历史命运观、赫拉克利特和理念论，进入正义、领导权、哲学王与理想国家，最后讨论开放社会。第二卷题为《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经亚里士多德转入黑格尔，再分别检验马克思的方法、历史预言与伦理，末章追问历史是否有意义。
这种安排服务于波普尔的问题意识。他把声称能够揭示社会必然发展道路的理论称为历史主义，反对借此取消人的选择与责任；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允许批评和纠错的社会生活。关于柏拉图等人的判断，则是作者的论战性解释。
把政治问题移向制度
第7章把讨论重心从寻找最贤明的统治者，移向怎样限制坏统治者造成的损害。波普尔看重选举和制度制衡，因为公众能够不流血地撤换政府，并继续争取修改政策；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决定天然正确。
第9章的渐进社会工程主张，先处理可以识别的痛苦和不公。医疗、失业保险、教育改革等单项制度可以试验，失败后能够调整。作者担心一次性重造全社会的蓝图会要求权力集中，削弱反馈和纠错的机会。
参考：[1]
赞誉与古典学争议
吉尔伯特·赖尔肯定本书的重要性，却也认为尖锐语气削弱了论证力量。A. D. Ritchie在1946年《Nature》书评中承认其道德思想的价值，同时批评作者把不赞同的思想家写成讽刺化形象。早期接受史因此既有对民主辩护的支持，也有对解释方法的质疑。
后来的研究继续检验波普尔对希腊社会的描写。Kierstead指出，把希腊早期社会概括为部落阶段，再把柏拉图理解为企图返回该阶段，存在史料和概念上的问题。作品的政治影响，并没有使其古代思想史解释变成无争议的结论。
修订、译介与新读者
美国版到1950年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英国修订第二版则是1952年，第三、第四、第五版分别为1957、1962、1966年。1950年署名的再版序与1952年英国版发行须分开看待。后续版本增加材料与附录，2011年Routledge Classics合卷本保留这些层次，其卷首另记俄译本于1992年出版。
哈维尔在1995年纪念演讲中，以自身经历回应波普尔对整体改造社会的批评，同时强调谨慎改革不等于停止改善现实。该演讲后来收入新版，显示读者会把1945年的论题带入新的政治处境，也会补充和修正作者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