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南与港市：湄公河的贸易和聚落

公元初期至六世纪，湄公河下游出现与海贸相连的政治中心。中国文献用扶南称呼其中的统治者和使团，考古则从俄厄及周边遗址发现聚落、沟渠、工匠活动和宗教遗存。湿地居民利用水道出行，种植稻谷，并把农产品带到交换场所。港口与内陆之间的运输依赖季节和水位，沿河聚落承担集散任务。食物、木材和劳动供给城市人口，商人购买的货物也沿水路返回农田和村庄。

参考：[1]

珠饰、陶器、金属器和印章记录了港市里的交换和制作。有些材料及样式来自南亚或其他航路，有些则由本地工匠加工。商船需要补充食物、淡水和航行消息，停泊也带来翻译与交易需求。远方器物经过转手可以离开最初的产地很远，港口因此成为多种商业路径的交会处。加工原料、修船和搬运货物为居民提供工作，能够组织这些劳动与收取贡纳的群体在区域政治中获得更多资源。

参考：[1]

梵文、佛教及印度教图像随人员和器物往来进入地区社会。统治者采用新的称号与仪式，工匠把宗教题材制作成石像和金属像。寺院活动需要捐献和持续供给，也将聚落的资源与宗教权威相连。六世纪以后，内陆及河道附近的政治中心继续变化，部分港市失去原有的重要性。水道变迁、贸易路线与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共同改变居民的活动空间，早期湄公河社会留下的联系则被后来的中心继承和重组。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