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写本的构成
展开大英图书馆所藏Or.8210/S.3326，先见云气的图像和占候文字，随后才是星图。前一部分按云的形状、颜色解释吉凶，后一部分把天空分成连续图幅。两种知识共存在一张纸卷上，让我们看到观天、辨认星位与解释征兆在当时的联系。卷首已经残缺，现存写本没有完整的原题和明确作者署名。
星图部分由十二幅分区图与一幅北极附近的圆图组成。分区图旁附有星次、月份及相关文字，北极图则以图形呈现众星环列的关系；卷末还有一位张弓人物。读者随着卷子展开逐区辨认星官，既可查看某一片天空，也能把相邻区域接续起来。这里的“全天”指中国观测者所能认识、观测的天空范围，南天仍受地平线限制。
星官怎样组织天空
图上的小点代表恒星，细线把它们连成有名称的星官。参的排列可以与今天所说的猎户座部分亮星对应，北斗则在北极附近图中形成醒目的勺形。两套命名的边界并不相同：一个现代星座覆盖的区域，在这卷图中可能分属好几个星官。宫室、官职、田地和器物的名称，使天空具有读者熟悉的社会与生活秩序。
星点还使用不同颜色。研究者把红、黑及浅色星点，与传统上归于石申、甘德、巫咸的三家星官系统联系起来，不过卷中的用色并非处处整齐一致。颜色主要帮助区分知识来源和星官归属，并不按现代星图的方式表示恒星温度。星点大小也大体相近，不能单凭点的大小判断明暗。
把球面画成平面
仰望时围绕观测者展开的天空，落到纸上就必须重新安排。十二幅图将不同方向的星区分段展开，星点在长方形空间内上下、左右排列；北极附近则另用圆图，使绕极分布的星官能够集中观看。这种组合避免了只用一张狭长图表现极区时过于拥挤的问题，也给不同区域提供了适合辨认的形状。
卷中没有完整坐标网，也未明确画出赤道和黄道。Bonnet-Bidaud等以圆柱类模型拟合分区图，并以方位类模型比较北极图，发现星点布局具有较稳定的几何关系。他们分别比较两种圆柱类模型和两种方位类模型，多个拟合结果相近，显示同一布局可与不同的数学表达相容。具体的推算和转绘步骤，则仍要结合底本与抄绘痕迹考察。
位置与观测精度
检验这卷图，需要先辨认某个星点对应哪颗恒星，再把它在纸上的位置与回算的古代星位比较。Bonnet-Bidaud等人在2009年的研究中选取较亮、便于识别的恒星，拟合各图的比例和位置，得到大致一度半至四度量级的偏差。这组抽样结果呈现了图中有规则的星位关系，各图的尺度和局部偏移则为进一步检查绘图误差提供了线索。
局部错误同样具体可见。老人星在图中被画得偏北，有些星官的形状或名称也存在问题。错误可能在观测、资料整理或传抄过程中形成，仅凭成图不易逐项分开。图旁关于日月与星宿的文字还可能保存更早的资料；同一卷中的文字年代、星位资料年代和实际抄绘年代，因而不必完全重合。
谁绘制、为何流传
2009年的研究依据“民”字的避讳写法、“旦”字保留通常写法，以及书写和天文资料的比较，将写本推定为649—684年；此前研究也曾提出早八世纪或十世纪等其他断代。占云文字中的“臣淳风言”，又把线索引向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研究者据此讨论它与李淳风及相关底本的联系，现存写本的具体抄绘者仍待考证。
写卷如何到达敦煌、由谁使用，仍没有完整记录。星图与占候文字相伴，提示它可能服务于辨星和占验知识的学习或应用。它后来保存在莫高窟藏经洞中；1900年藏经洞重新被发现，1907年斯坦因取得其中这件写卷，后入藏英国。纸卷使原本随观测和传授流动的知识留下可逐点核对的形态，今天的研究则把这些星点、文字与抄写痕迹重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