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的取向

1974年，Robert L. Spitzer与第三版编写工作组首次开会。历史学者Hannah S. Decker根据档案和访谈指出，他挑选重视经验研究的成员，并获得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部分理事及医疗主管Melvin Sabshin的支持。编写的分歧涉及怎样说明疾病：Spitzer希望去掉未经证明的病因解释，精神分析取向的医生则担心失去自己的概念位置。工作组也有自身立场，并未接受他一度考虑的、另设轴容纳精神动力学解释的折衷方案。

参考：[2]

草案怎样接受测试

出版前，编写者已经把诊断一致性变成可以比较的研究问题。Spitzer、J. B. Forman与J. Nee在1979年6月发表的现场试验报告，研究第一阶段的281名成年患者。其摘要报告，第一轴诊断在共同访谈下的总体κ一致性系数为0.78，分开访谈时为0.66；两种访谈安排所报结果不同。作者认为分类调整、不同轴的区分、系统说明与诊断标准可能共同改善一致性。这里测试的是评估者如何归类，不是直接测定疾病的病因。

参考：[3]

出版之际的自我检验

1980年2月，Spitzer、J. B. Williams与A. E. Skodol发表第三版概述，其摘要仍预告手册将于当年年初出版。因此，这篇论文的刊期不能直接当作手册发行日期。三位作者把争议类别的协调、精神障碍定义、诊断标准及多轴评估系统列为主要成果；多轴意味着评估不只留下一个疾病名称。他们同时要求在随后数年系统研究手册的实际使用，把优点和局限交给下一版编写者。这份同期说明把出版后的实际使用视为继续检验分类的机会，也留下继续修订的任务。

参考：[4]

从协作到条目

致谢页记载，Janet B. W. Williams协调试验、协助顾问委员会编写各节并汇合草案批评。原版创伤后应激障碍条目先作说明，再集中列出标准，还标明缺乏流行率等资料。这使叙述、知识缺口与规则同处一处。这里说明的是1980年结构，并非今天的诊断依据。

参考：[1]

研究项目如何接用

1984年7月31日，橙剂工作组科学小组成员Carl Keller在致Edward N. Brandt, Jr.的备忘录中，记录对两项退伍军人研究问卷的审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退伍军人管理局都拟按DSM-III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前者拟用电话访谈，后者拟用邮寄自填。双方后来统一回顾期为过去六个月。备忘录仍指出，两者都未以充分标准化的既有问卷为基础，验证方法可能需要精神科检查。分类名称已经进入调查设计，但问法、回顾时间和实施方式仍须逐一协调。

参考：[5]

临床采用并不整齐

Anne S. Bassett与Morton Beiser在1991年报告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核查154名在1982—1984年首次出现精神病性发作患者的病历，其中147人的临床诊断用于同研究评估比较。临床记录经常采用第一轴，以已记录第一轴的诊断次数为基数，其他各轴的使用都不足三分之一；一家机构加入标准记录表后，多轴记录增加。研究者与临床医生的诊断也并非高度一致。作者提醒，这只是加拿大一个中心的经验，双方评估的时间和所得信息可能不同。第三版的实际影响因此还体现在培训、表格与记录习惯中，不能单靠出版便认定整个系统已经落实。

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