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历失准到修历任务
729年，唐朝开始行用大衍历。这是新历进入官方日常使用的时间，而不是一行着手研究的年份。《新唐书》记载，开元九年，即721年，因麟德历推报日食屡有不合，唐玄宗命一行修造新历。日月位置、月首与节气一旦算得不准，既影响天象预测，也会损害朝廷颁历的权威。
一行是僧人，也是参与国家历算工作的学者。修历要求把观测资料转成可反复执行的计算程序，不能只给出某次天象的解释。朝廷需要历官按同一套方法，逐年排定日期并预测天象；因此新历必须同时处理常数、算法、表格和检验依据。
仪器与多地观测
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开展仪器工作，改进观测天体位置的条件；又组织各地测量日影和北极高度。南宫说等人的测量，将地面距离、所在地点和天空中的高度变化联系起来，河南地区的测量尤其成为后人讨论这次工作的重要材料。观测不只发生于都城长安，也依靠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人员。
在南北不同地点立表测影，可以检查同一天的日影怎样随地点改变。实际比较使古书中将路程与影长简单对应的说法受到检验。把这项工作直接说成现代意义上测出地球周长，会混淆原来的测量对象与后来解释；它首先提供了关于地域差异的观测资料，并帮助历算处理日影、昼夜等问题。
将日月运行拆成计算程序
大衍历的历术分为七个主要部分，处理气朔、七十二候、太阳运行、月亮运行、日影与昼夜时刻、日月食及五星运动。每一部分并非互不相干：要判断日月能否相会，先要能求出它们的位置；要把结果用于某一天，又必须同历日安排衔接。
以定月首为例，历官不能只把一个平均月长不断相加，还须考虑日月运动的变化，求得相会时刻，再把它落实到历日。太阳运行也有快慢差异，相关计算需要从已给数值推求中间位置。分段处理和数表减少了每次从头计算的负担，使复杂关系能够转化为按步骤完成的工作。
古今记录怎样成为检验材料
一行不仅采用当时观测，也研究经史保存的日食、节气和日期记录。历议讨论旧历得失及新法依据，使使用者能看到选择某些办法的理由。不过，古代记录有转抄、历日换算和观测条件等问题，不能把每一条文字都当作同样精确的测量值；不同证据需要比较而不能机械平均。
《新唐书》还记载，新历后来遭到与九执历关系有关的质疑，朝廷命官员同灵台观测簿比较。史书给出的优劣评价属于当时的争论和官方结论，不能直接当成按现代统一误差标准计算出的正确率。其重要性在于显示，历法的公认地位需要经由记录核对和制度裁决建立。
遗稿整理与729年行用
727年，一行在历稿初步完成后去世。唐玄宗命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编次遗稿，形成历术、略例和历议等内容；728年进呈，729年开始颁给有关官署使用。因此，一行的研究、身后编订、呈报与实际行用，是相继发生的不同阶段。
整理不仅是抄清文字，还关系到算法能否由其他历官理解并连续使用。参数、计算步骤和解释材料要相互对应，不能只保留作者个人掌握的诀窍。颁历则把这套技术程序转为公共时间安排：官署和地方接受逐年历日，而生产这些历日所需的专业计算，仍由负责历算的机构承担。
参考：[1]
一部历法的影响与边界
大衍历对后世历法的体例和计算组织产生深刻影响。它将观测、数表、推算和议论结合，使后来的修历者有一套可以继承、校验和改进的结构。唐代的历算也处在中外知识交流之中，评价这部历法，既不能排除交流背景，也不能因存在相近方法就跳过具体文本比较而断言全盘照搬。
历法成功并不意味着误差永久消失。常数选择、观测精度及模型本身都有限制，随着时间累积和新资料出现，后人仍需要修正。729年的节点因而标志一项集体技术成果获得官方采用：它把多年观测与计算整理为可执行的规则，并通过国家颁历体系进入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