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主张到公共活动
艺术节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文化政治问题:非洲及其散居海外的黑人如何摆脱殖民时代的贬低,向彼此和其他公众展示自己的创作。人类学家雅克·马凯在开幕前的《权利与自由报》文章中,把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与艾梅·塞泽尔倡导的“黑人性”放在反抗文化轻蔑的背景下解释。他强调,文化成就不能证明种族优劣;艺术节的意义在于让作品得到认识,并建立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此文表达了当时支持者的期待,而非对全部参会者立场的概括。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将这一主张落实为国家支持的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延续数年,新剧院、动态博物馆与友谊体育场构成接待演出和展览的设施网络,达喀尔由此接待来自非洲与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工作者。
先期开幕的研讨会
艺术节主日程为公历1966年4月1日至24日。关于黑人艺术社会作用的研讨会提前在3月30日于塞内加尔国民议会开幕,桑戈尔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出席;与会者威廉·法格记述,讨论延续至4月7日。非洲文化协会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协商选出三十位专家。会议最初分组三路讨论,后来改为全体会议;同声传译仅向专家提供,旁听者的语言困难影响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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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展作品的跨洲行程
传统艺术展《黑人艺术:源流、演变与传播》设在动态博物馆。纳沙泰尔民族学博物馆保存的一件安哥拉乔奎人cikunza面具,提供了作品跨洲流动的实例:它在1933年由泰奥多尔·德拉绍于卡蒂拉取得,后来进入瑞士馆藏,再赴达喀尔展出。馆方《从安哥拉归来》目录列出的达喀尔展期为1966年4月1日至5月15日,随后是6月1日至7月31日的巴黎大皇宫展期。因此,这一展览的延续时间应与艺术节主日程分别叙述。这一行程显示,艺术节的交流也依靠博物馆之间的藏品借展。
参考:[4]
当代创作如何并置
当代艺术展“趋势与对照”位于司法宫大厅,由伊巴·恩迪亚耶协调完成。参展国家自行选择艺术家和作品,并负责运输;现场也按国家分配展区。这种办法有利于国家之间的文化展示,却未必能使作品形成一致的艺术叙事。尼日利亚参展者包括德马斯·恩沃科、乌切·奥凯凯和布鲁斯·奥诺布拉克佩亚;来自科特迪瓦的克里斯蒂安·拉蒂耶获得造型艺术大奖。美国展组中,罗马尔·比尔登等人因视觉艺术家没有取得与表演者相同的报酬待遇而退出。艺术史学者塞德里克·文森据此指出,艺术节实际容纳了不同的黑人身份与艺术观念,并未把它们化成一种统一风格。
参考:[5]
剧场、教堂与体育场
演出分布在不同场所:玛丽昂·威廉斯在大教堂演唱福音歌曲和黑人灵歌,杜克·埃灵顿与约瑟芬·贝克在友谊体育场演出,丹尼尔·索拉诺国家剧院则上演塞泽尔的《克里斯托夫王的悲剧》。音乐、舞蹈和戏剧让节日的跨国交流超出了展厅与会议室。
凯贝德·米卡埃尔的《汉尼拔》节目封面标明达喀尔、1966年4月,并用英法两种语言注明“五幕悲剧”。4月15日《达喀尔晨报》的当日节目栏将它列入索拉诺剧院的埃塞俄比亚晚会:晚会21时开始,前半场为民间歌舞。这个具体节目把戏剧创作与国家代表团的舞台呈现结合起来。
把观众送到现场
同一期《达喀尔晨报》还刊出艺术节方面关于戈雷岛声光演出的通告。前一晚末班船因技术性差错未能让乘客登岛,未使用的票获准继续使用。面对未能满足的观演需求,主办方宣布从4月15日起每晚安排两场,并列出接驳船时刻。这些细节显示,跨国艺术盛会同时是一项具体的城市接待工作:演出能否被看见,还取决于交通、运力和现场组织。
参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