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工人组织、抵制与城市供给

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务工人首先罢工，随后扩展到搬运、煤炭、机器和船坞等行业，广州沙面的洋务工人也参加行动。中华全国总工会此前派代表赴港，与各工团讨论宣言、发动日期和离港办法。工人乘火车、轮船，经前山、江门、三水河口等不同路线赴广州，停止劳动与迁移生活地点同时展开。

罢工响应上海五卅运动，并向香港政府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选、劳动立法、减租和居住自由等要求。6月23日，广州示威队伍经过沙基时遭沙面方向射击，造成严重伤亡。这是罢工开始后的升级事件。邓中夏在翌年的经过报告中，把沙基事件后的组织工人、封锁海口和对英经济绝交联系起来叙述。

参考：[1]

到7月，香港与沙面两地工人的行动已有共同指挥体系。7月23日刊出的章程，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列为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委员会负责执行决议；香港方面保留全港工团委员会，沙面方面保留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办理各自事务。章程规定十三名委员分别由全国总工会、香港和沙面组织推举，并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款、保管和支配经费。

这套机构不只发布罢工命令。邓中夏7月介绍组织时，列举了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等部门，以及医院、宣传学校、保管拍卖处和会审处。招待部管迎接、宿舍与饭堂，庶务部管粮食采购，卫生队负责清洁和急救。长期离开工资岗位的工人，因此被纳入一套登记、供食、医疗和信息传递的日常安排。

参考：[2] [3]

1925年7月12日的第八次常会，留下了食宿网络运作中的具体问题。庶务部报告，纠察队每天领取伙食费四百元，已领八百元却未交数目单；与此同时，不少队员又在各区饭堂吃饭。委员会要求纠察队每天详细报告收支，并提前报送调防地点和人数，由庶务部通知各区饭堂备饭。

同次会议还安排代表大会在东园大雨棚举行，责成庶务部门赶备桌椅。供给工作由此连接了两个场景：外出驻防者要吃饭，集中议事者也需要场地和设备。领取经费、人员移动和饭堂备餐若不同步，既难掌握开支，也难把食物送到需要的人手里；会议决议正是在修补这些环节。

参考：[4]

纠察队承担截留粮食、扣查抵制货物和巡守海口的任务。邓中夏1926年的报告记述，最初封锁集中在珠江口，后来驻防延伸到更广的广东沿海，水面也安排船只巡查。抵制因而落实到船舶、货物和港口，而不只是商店里的购买选择。

封锁同时暴露了广州的供应问题。广东需要外来的米粮、燃料和工业品，过去大量货物经香港转运。委员会实行特许证办法，准许非英国货、非英国船且不经香港的航运直达广州，由有关政府机关与罢工委员会共同审查。上海、暹逻等地与广州的直接航线因此成为维持供应的办法。

商人随后反对复杂手续和费用。委员会转而与四商会商定善后办法，取消原有特许证程序，同时保留排除英货、英船及香港转运的原则。抵制要持续，便必须一边控制被抵制的贸易，一边给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留下通路。

参考：[1]

1926年8月的报告说，广州曾以关闭的赌馆、烟馆和空屋安置工人，划成八区办理登记。宿舍和饭堂之外，工人还参与运输、宣传和卫生工作；出师北伐后，部分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承担越岭运送物资的劳役，报告也记下因劳作和暑热而病倒者。

教育逐渐成为长期生活的一部分。劳动学院面向工会领袖，分区补习学校接收成年工人，另有子弟学校和妇女学校。教学与宣传相互连接：读写、政治课程和演戏同在组织生活中展开，工人家庭也被纳入这一网络。

参考：[1] [6]

1926年10月10日停止的是对英武装杯葛。《人民周刊》五天后刊出的代城文章，已讨论省港交通恢复，并把停止封锁解释为政治策略调整。文章同时反驳把这一变化说成全面对英合作或否定抵制手段的意见，显示运动内部仍在争论如何解释收束。

停止封锁并未让工人组织的日常事务立即消失。10月31日《工人之路》仍报道劳动学院上课、宣传学校招生和妇女学校筹办：陈铁军正到各工会宣传招生，校舍不足使部分学校借用西业工人联合会的场地。罢工、封锁和安置教育各有自己的进程；交通重新开放以后，广州仍须继续处理留下来的人员与组织。

参考：[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