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阅览室,再有外借

1854年3月20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在梅森街一所市立学校的底层开始接待读者。外借部门则到5月2日才开放。《第二次年度报告》解释了延误:原希望元旦开馆,但较大的房间仍须供选区会议使用,馆方不能立即接管。

阅览和外借分两步接续开放:读者先可以进馆阅读,随后可以把书借回家。1848年马萨诸塞州授权波士顿设立并维持公共图书馆;1854年,城市已有的藏书形成了面向公众的常设服务。

参考:[2] [4]

离开学校后,书从哪里来

董事会在1852年的报告中提出一个缺口:城市出资让儿童学习阅读,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帮助毕业后的青年继续取得书籍。机械师、工程师、画家或音乐学习者,若要查阅昂贵的专门著作,常须自己购买,或依赖私人藏书者的好意。

爱德华·埃弗里特、乔治·蒂克纳等人参与的方案,把公共图书馆视为学校教育的延续。他们希望先以健康、有益且受欢迎的读物培养阅读习惯,再引导读者转向传记、历史与其他知识。选书既要回应借阅需求,也体现管理者对公共教育的主张。

筹备报告主张起步朴素,把有限经费优先用于实际需要的书、馆员薪酬和现成房间。它同时期待个人捐书,让城市承担的日常开支与私人支持相互补充,而非等候一座宏伟新馆全部建成。

参考:[1]

捐款、购书与一万多册藏书

1852年,旅居伦敦的约书亚·贝茨捐出五万美元,后来作为基金保留;乔纳森·菲利普斯及其他捐助者也提供资金。1854年报告说,城市拨款支付一般开支,其中一部分与捐赠基金收益共同用于购书。免费对读者开放,背后仍须有人持续支付书价、装订和人工。

1854年的印刷目录收录了以英文作品为主的藏书,并说明实用科学书籍仍在增补。到当年秋季盘点,馆员爱德华·卡彭报告已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一册,另计小册子。新增书籍既有医学等专业捐藏,也有购入的通俗新书。

馆方优先选择英文、结实而朴素装订的实用作品,并为热门书添置复本。读者可以填表建议购书,经过委员会判断适合后购入。年度报告称,已有数百册循此途径添购;公众需求由此进入采购程序,而不是只能接受既定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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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怎样从书架来到家中

印刷目录按字母编排,让读者先知道馆里有什么;书目旁的星号表示通常只供馆内使用。1854年目录还说明,其中某些医学书可借给专业学习或行医者。这种例外使保存用途与实际使用者的需求能够协调。

馆内同时维护入藏登记、字母卡片目录、书架目录和供公众查阅的印刷目录增补本。它们分别记录书从哪里来、可以怎样检索,以及应放在哪个位置。外借要登记账户,读者签名承诺遵守规则;逾期会产生小额罚款,借阅不收费并不取消归还责任。

卡彭统计,5月2日至10月17日年度检查前,共有六千五百九十人签名,其中五千三百八十四人开立外借账户,借出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册次。报告分别记录注册、外借账户和借出册次,让馆方可以据此衡量服务需求、安排藏书和人员。

参考:[2] [3]

增长首先表现为拥挤

免费阅读很快遇到空间限制。1854年的检查委员会指出,两个房间已经不够:外侧阅览室兼作发书处,下午与晚上不断有人排队,噪声妨碍安静阅读;里面的藏书室则采光、通风不足,冬季寒冷,书架也接近满载。报告中的成功与不便,实际来自同一股增长的使用需求。

后来,博伊尔斯顿街馆舍于1858年举行落成典礼;科普利广场的新馆于1895年3月11日开放。这些建筑扩大了服务空间。梅森街已经建立的日常安排继续发挥作用:财政和捐赠供给资源,目录帮助找书,馆员办理交接,读者把书带走再归还。

参考:[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