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孟加拉饥荒：粮食取得、运输与救济

1942年3月仰光陷落，孟加拉原有的缅甸大米输入中断。这部分输入占全省消费的比重虽小，停止输入却发生在战争逼近的时期。4月孟加拉湾商船遭袭，12月加尔各答被轰炸，海上运粮与市场预期都受到冲击。为防日军登陆后利用当地资源，殖民当局从沿海地区移走被认定为剩余的稻米，并征用或毁掉可载十人以上的船只。“拒敌用船”措施直接损害渔民、船工的收入，也提高运输成本：一条船既是运粮工具，也是家庭谋生的资产。这些1942年的变化构成次年危机的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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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6日的气旋、暴雨与潮水破坏孟加拉西部的作物和粮仓，作物病害又加重损失。年底收获的阿曼稻关系到1943年的食粮，因此不能只看饥荒发生当年的天气。经济学家彼得·鲍布里克在2008年修订的研究中，把实物供给不足放在解释中心，并质疑当时估产数字足以证明粮食充裕。他指出，官员采用的是收获前预测，依赖种植面积及产量偏离常年的主观判断；风灾、洪水和病害之后，播种面积与实际收获面积尤其可能分离。其批评所针对的是统计方法与缺粮判断，不能把这种不确定性再换算成一个未经核实的精确减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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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者塔拉克·钱德拉·达斯在1943年7—8月筹划调查，团队以观察、家谱和个人叙述追踪灾民生活。阿比吉特·古哈对这项调查的研究指出，样本中55.47%的灾民单位在战争与饥荒前已无宅基地，另有4.81%在战争和饥荒期间出售宅基地。这些数字提示，遣返不能假定每个人都有房地可回，也不能把所有无宅基地状态都算成1943年新发生的损失。家庭分离同样需要细读：调查表所记的妻离夫、夫离妻儿，主要表明受访时亲属不在一起，未必能够判定谁主动遗弃谁。城市灾民样本展示了具体生存处境，不宜直接当作全省家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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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还取决于买到的粮食如何送到饥民手中。乔安娜·西莫诺的正式研究报告区分民用供应部门与税务部门：前者采购粮食供政府商店，后者办理救济工程与施给，两者协作不足，后者也进入市场购粮，形成竞争。1943年下半年施粥所扩大，军队参与分粮和监督发放；民间组织同时开办施粥所、补贴食堂和散发生粮。罗摩克里希那传教团、贵格会救护队、印度红十字会及马尔瓦里救济协会等参与其中，救济还包括衣物、药品和给婴儿、孕妇及哺乳母亲的奶制品。粮食供应、免费救助与医疗护理因而是相互关联、又不能互相替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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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调查委员会记载，1943年5—6月吉大港、诺阿卡利灾情明显，全省死亡人数在12月达到高峰；年底收成与外来供应改善后，死亡率仍在1944年保持高位。1945年的调查报告是事后整理，不是事件起点。报告承认死亡漏报，尤其是流民途中死亡未被登记，使统计失真，因而不能把表内个位数精度当作可靠的生命损失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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