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通译成为官办教育问题
1862年，清廷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这个年份标志学校建立，并不意味着后来的科学课程已经同时齐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公使驻京，交涉中的照会、条约和口头谈判不断增加。奕䜣、文祥等官员希望培养可以自行核对外文的人员，降低对临时通事和外国译员的依赖。
学校因此与外交机关紧密相连。其最初任务不是普遍传播西方文化，而是解决官府办事时听不懂、译不准、无法独立判断的问题。外语能力由个人谋生技能变成需要拨款、订章、定期考核的官学课程，也使怎样选人、由谁教书成为朝廷必须讨论的行政事务。
学生、教师与两套知识
早期生源主要来自八旗少年。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承担英语教学，中国教习教授经书和汉文；这种安排既要求学生学会外国文字，也保留官学所认可的道德与文章训练。法文、俄文随后增设，德文和日文则属于更晚的扩展，不能全部归入创办当年。
1869年丁韪良出任总教习后，参与整顿课程和教学秩序。算学教师李善兰已有与西方人合作译书、研究数学的经历，他的存在说明学校并非只有外国人向中国学生单向讲授。汉文修养、数学能力和外语能力必须相互配合，否则学生即使认识字词，也未必能够译出条理清楚、可以使用的技术文本。
天文算学为何引发争论
1866年底，奕䜣等提出增设天文算学教学，认为制造机器、使用火器、航海和行军需要数学与天文知识。翌年的争论集中于让科举出身的士人从外国教师学习是否合宜。倭仁等人反对这种师生关系及其对士人培养方向的改变，支持者则追问：如果不向现有教师求学，何处能够找到胜任的人选？
这一冲突说明，教授语言和认可外国知识的教育地位并不是同一件事。增科获准只是制度上的一步，招生、教师聘任和实际学习仍需继续推进。学校也没有因一道命令就变成完整的工程学院；科学课程是在外交学校原有组织中逐渐安置的。
把翻译贯穿课程
后来形成的八年课程安排，先训练语言，再逐步加入地理、历史、算学、格致和法律等内容。练习对象从短条、照会发展到公文和书籍，使翻译不只是一门结业技能，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日常方法。学生要将陌生概念组织成汉文，还要理解其中的数目、单位和论证关系，才能避免逐字对换造成的错误。
教材和译著的生产也与课堂互相支持。丁韪良等人的法律、格致著作提供新的汉语术语和解释框架，教师讲解与学生笔记、习译则使这些表达得到反复使用。国际法帮助理解外交交涉的规则，数学帮助读懂测算步骤，外语训练由此扩大为处理不同种类知识的能力。
考核与派用形成反馈
同文馆沿用并调整官学中的奖惩办法，按学习成绩给予待遇和进用机会。考试不只检查记忆词句，还要求翻译实际公文；后续章程又规定甄别学业不进者。这样的考核把拨给学校的经费与可观察的学习成果连接起来，但官阶奖励也意味着它始终处于清朝选官制度之内。
学生的出路包括在总理衙门翻译、随出洋使团任通译以及参与驻外事务。真实交涉提出新的词汇和知识需求，反过来显示课堂不能停留在会话层面。与此同时，毕业生规模有限，社会对新学的评价也不一致，不能把少数外交人才的成长等同于全国教育制度已经改变。
学校并入与制度遗产
1900年的战乱使办学中断，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随后相关外语教育以译学馆形式延续。这是机构重组的阶段，与1862年的创立、1860年代后期的科学增科应分别叙述。
同文馆留下的经验，在于将外国教师聘任、分科课程、翻译练习、定期考试和人才派用连接起来。它的限制也很清楚：服务官府的目标压缩了教育对象，科举声望影响招生，科学学习需要的教材与师资长期不足。正是在这些具体摩擦中，语言课堂成为新知识进入官办教育的一处实验场，而不是一所一开始就拥有全部现代大学制度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