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应当怎样积累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出版《新工具》,把它放在重建知识的计划之中。欧洲学者既阅读古代著作,也越来越多地讨论旅行、工艺与仪器带来的新观察。培根认为自然研究需要系统收集事实,再依照实例之间的联系逐步寻找解释。他希望让知识积累具有公共程序,由多人持续工作,把自然界中的细节记录下来,再通过比较逐步形成可以检验的判断。

参考:[1]

辨认判断中的障碍

培根用“偶像”描述妨碍认识的习惯,包括人类共同的倾向、个人经验的偏差、语言造成的误解以及固守理论体系。他建议列出某种性质出现、缺席和程度不同的情况,以便比较条件。书中以热为例说明整理材料的思路。这样的研究要求寻找反例,也要求控制实验安排;结论要接受新材料修正,观察者自己的习惯同样需要进入检查。

参考:[1]

观察与实验的组织

培根提出的是一项广泛的研究纲领,具体实验科学后来采用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17世纪的学术团体、通信和期刊扩大了集体记录的渠道,实验结果需要被说明、见证和重做。工艺知识与学术讨论之间的交流也增加了可研究的问题。培根的著作在这些环境中被反复阅读,用来讨论研究怎样分工、资料怎样保存,以及知识如何通过连续的工作积累。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