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水工与秦国工程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史记·六国年表》记有兴作郑国渠的事。这一年适合作为工程开始的时间标记，史书没有据此给出全渠竣工的确切日期。主持者郑国是来自韩国的水工；在战国末年的竞争中，他掌握的引水技术也被卷入诸国的政治谋划。
《史记·河渠书》说，韩国想让秦国把人力财力耗在大工程上，暂缓向东用兵，于是派郑国入秦劝说开渠。修到中途，计划被发现，秦方欲杀郑国；他申辩渠成同样有利于秦，工程最终继续。这段叙述将原有动机与实际效果分开：一个希望拖延战争的计划，转成了秦国经营自身农业腹地的建设。
沿北山引泾入洛
郑国渠从泾水出山附近的瓠口一带取水，沿关中北山南麓向东，最终通向洛水。史书记为三百余里。这是古代记程，不能脱离里制、渠线变迁和调查范围，直接当成现代测量的公里数。沿山脚走较高的路线，是理解工程的关键：渠水保持一定高程，便能借地势流向南侧较低的土地。渠首、干渠与田面的高低必须配合：入口取得的水位，要在沿程流动中逐步利用。渠道位置因此同时决定能供到哪些田、哪些地块仍须另设引水办法。
李令福结合文献与地形研究指出，郑国渠还与冶、清、浊等南流河水相交。维持一条东西向长渠，需要处理这些交叉点，并利用沿途来水。筑堰导流、衔接渠段，是研究者据历史河道条件提出的解释；各处具体设施仍须与遗迹对应。长渠的价值，在于把分散水源和可开发土地连接起来。
泥沙怎样成为资源
泾水携带大量泥沙。郑国渠利用浑水灌入低洼盐碱地，使细土沉积，并通过引排水改善土地条件。这样的淤灌兼有造田、改土和供水作用，与在熟田上按作物需要补水有所不同。泥沙能成为资源，也可能淤塞渠道；收益取决于水流进入何处、停留多久，以及渠田能否继续排泄。从这一水土过程看，农民得到的好处既在当季作物，也在田面和耕土逐渐改善。水流一旦失去控制，同一批泥沙便会堆在渠中，使下游难以受水。
《史记》记述渠成后灌溉四万余顷，收成达到每亩一钟，继而称关中成为沃野。这些是古代作者用来表达工程成效的数字与评价，不能视作逐田核算的现代统计。“无凶年”也应理解为对丰饶的概括，而非当地此后再无旱灾。
土地开发与国家动员
开出干渠只是工程的一环。渠水抵达田边，还要有支沟、田间分水以及持续的清淤维护；土方挖掘、材料运输和劳动力安排，都要在耕作与其他征役之间协调。史书没有留下足以重建郑国渠每日施工组织的记录，但长距离渠道本身表明，水工的技术必须得到大规模劳动和物资的支持。渠道建成后的管理同样关乎负担如何分配：上游用水会影响下游，修渠时间又影响各户农事。工程的持续效益，需要人们围绕这些关系建立秩序。
《汉书》记汉武帝谈及水利时，要求劝农、尽地利，并公平安排徭役和行水，不误农时。虽是汉代政令，却具体展示了大型灌区长期运行所面对的事务。更多可耕地和较稳定的粮食供给能够加强关中的经济基础；秦统一六国还涉及军事、制度和诸国关系，郑国渠是其中一项物质条件。
六辅渠、白渠与后续变化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兒宽奏请开六辅渠，目标是增加郑国渠旁较高土地的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白公又奏开白渠，引泾水向栎阳方向流去，最后入渭。《汉书》把后者的长度记作二百里、灌地记作四千五百余顷。这些新增渠道说明，汉代水利在既有开发基础上继续调整受益区域。
后世引泾工程沿用这份经验，却不断改变渠口和渠系。河床下切会使旧渠口取水困难，泥沙淤积又要求反复疏浚，洪水也可能破坏交叉设施。因此，郑白渠乃至近现代泾惠渠之间的联系，是水源利用、灌区经营和修渠经验的延续。把它们区分开，才能看清每一时期怎样重新解决水与土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