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的音乐组合
曾侯乙墓的中室里，六十五件青铜钟悬挂于曲尺形钟架，附近还有编磬、鼓、瑟、笙、排箫和篪等乐器。石片、金属、丝弦与竹管以不同方式发声，彼此配合构成一套合奏资源。编钟之所以重要，既在单钟的性能，也在整组音高可以与别的乐器衔接，支持有分工的演奏。
墓内并非只有这一处乐器组合。靠近墓主棺椁的东室还放有规模较小的弦乐器、笙和鼓，显示乐器在不同空间中的配置。研究者据此讨论正式宴飨、礼仪与较私密娱乐之间的差别；乐器的种类和摆放位置，呈现了同一座墓中音乐活动的不同规模。楚惠王所赠镈钟的纪年帮助把随葬组合定位在约前433年，各组钟的铸造则可能早于这次安置。
一钟双音
这套编钟的双音性能与钟体横截面有关。若从钟口观察，合瓦形钟像两片弧面相合，形成近似杏仁的轮廓。它受到敲击时，钟壁可产生不同方向的振动；在鼓部正面与侧面选定位置敲击，便能分别突出两个不同的音高。改变击打位置因此是演奏的一部分，不能只看钟的大小来判断它能发出什么音。
测音与铭文相互核对表明，曾侯乙编钟的两个主要音高通常相隔大三度或小三度。把这种性能安排进一组钟，可以用有限器物取得更多音级，也让演奏者在相邻钟之间选择合适的击打路线。它依赖具体器形、壁厚和制作状态，不能把同样的双音效果推广到所有时代、所有形制的古钟。
写在钟上的乐律
钟上的文字使看得见的击打部位与听得见的声音联系起来。有些铭文标注正鼓音、侧鼓音的名称，有些说明一个音在不同音阶中的位置，还记下曾、楚等地乐律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音名并非只是为每件器物贴标签，而是让乐师能够讨论几个声音如何组合、同一声音如何随调的变化承担不同角色。
钟体、挂件和钟架上的铭文合计三千七百余字，内容还包括编号、记事等。楚王赠钟的记事把音乐器物放进诸侯交往中，乐律文字则显示跨地域交流需要共同辨认音高。整套钟覆盖宽广音域，部分音区具备十二个半音的资源；这些音级体现古代的音律安排，其实际音程由原器测音和铭文共同判断，成为研究战国换调方式的依据。
演奏者与礼仪场合
三层钟架使大小不同的钟各就其位，同时留出击打空间。出土的木质演奏工具、钟的悬挂角度和成组排列，为重建操作方式提供了依据。现代研究常据这些实物推测，多名演奏者分处钟架前后，分别照顾中层旋律音与下层大钟，避免一个人来回奔走。至于具体人数和声部分配，属于根据器物提出的复原方案。
这样的合奏要协调击打时机、音高选择和声音持续时间，还要与编磬、鼓、吹管及弦乐器配合。君侯拥有的也因此不只是贵重铜器，而是铸造、保养、悬挂和训练人员的能力。结合周代礼乐文献，学者把大组合与宴飨、祭祀等活动相联系；曾侯乙墓所直接保存的，则是器物、空间和随葬安排，并未逐一记载它们生前参加过的仪式。
从铸造到今天听到的声音
铸出成组的钟，需要同时控制外形、大小、合金及壁厚。外形相近并不保证音高合适，整组器物还须在可用的音程关系中搭配。研究著作记录了部分钟内壁的磨削痕迹，这给铸后修整、调音提供了线索。双音钟的难处在于修整一处可能影响两个主要音高，工匠必须兼顾它们，而古人的完整设计和校音步骤并没有以工艺手册传下来。
1978年的发掘把这套音乐组合重新带到研究者面前。声学测试将实测音高同铭文比较，复制实验则检验器形、材料与声音的关系，也使演奏展示可以更多依靠复制品进行。今天听到的复原演奏采用了现代选曲和配器，和原器可验证的声音性能应分开理解。曾侯乙编钟最有力的证据，正是文字、可发声的器物与排列方式同时保存，让古代乐律可以被听见，也可以被反复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