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河经验进入诗歌和音乐
1939年初，光未然随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来到延安，因行军受伤住院治疗。此前队伍在黄河两岸和吕梁山区从事抗战宣传，船夫的劳动号子、渡河险情与战区生活，为他的长篇作品提供了材料。在延安任教的冼星海探望他后，两人进一步商议将这些诗篇写成大型声乐作品。
邬析零既是三队的音乐工作者，也是后来首演的指挥。他向冼星海回述渡河经历，哼唱船夫号子。冼星海追问场景、记下动机音型，再与他核对。亲历者的转述，成为诗歌和音乐加工的素材。
日记留下了谱曲与排练的时间
冼星海在3月26日日记中记下开始为《黄河吟》作曲，并列出八段及各自的演唱形式；3月31日又记载八首长歌曲已经完成。《黄河吟》是这一阶段日记使用的名称，随后演出记录写作《黄河》大合唱。词稿的酝酿、音乐完成和公开演出，因而各有不同时间。
作曲并不是临近首演的全部工作。4月6日，冼星海到三队驻地西北旅社，先听《黄河船夫曲》《黄水谣》和《保卫黄河》，下午指导《怒吼吧！黄河》。12日，三队与鲁艺师生合练，13日上午继续练习。日记所见的过程，是谱曲、识谱、分部练唱和合乐相互衔接。
参考：[1]
八个乐章有不同的说话者
八章并非八首同样响亮的集体歌曲。《黄河船夫曲》表现合力行船，《黄河颂》以男声独唱展开颂赞，《黄河之水天上来》让诗的朗诵占据中心；《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分别使用齐唱、对唱及女声独唱，呈现土地、流亡者和受难妇女的不同处境。
《保卫黄河》通过轮唱使同一旋律先后进入，形成彼此追赶、叠加的声部；《怒吼吧！黄河》把多声部合唱推向全曲的收束。冼星海的创作说明讨论速度、力度、气息与情绪变化，不同演唱形式使抗战主题获得多层声音。
早期材料还保存了顺序差别：3月26日日记把《黄水谣》列在《河边对口曲》之前，4月13日节目记录及《我怎样写〈黄河〉》却把对口曲放在前面。因此，八章的构成可以确认，具体演出顺序仍应随所据版本交代。
有限的乐器怎样承担伴奏
首演伴奏由鲁艺音乐系师生协助组织。邬析零回忆，谱中集合了小提琴、竹笛、二胡、三弦、口琴和多种打击乐器，还使用以煤油铁桶作共鸣箱的自制低音二胡。演奏者以延安能够取得的乐器，组织出声乐与器乐的协作。
其中，三弦并不只是给朗诵垫上背景音。冼星海说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伴奏需表达波涛及诗中情景，并将其他曲调的片段融入其中。诗人与乐器各有自己的展开，又在段落间相互照应。首演中光未然亲自朗诵，李鹰航担任三弦伴奏，使写词者也成为台上的表演者。
四月十三日的音乐大会
首演在4月13日晚七时的延安音乐大会中举行，地点为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唱主体是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指挥为邬析零。同一晚，冼星海还指挥鲁艺演出另一部《生产运动大合唱》。两部作品同场出现，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把节目和指挥分别核对。
冼星海在当日日记中肯定《黄河》的整体气势，也记下女声独唱走音影响效果。三天后的再次演出，他继续观察各部分的不足与进步。战时条件下的谱写、排练、演出与即时评议，使作品不断成熟。
五月的扩大演出与此后的版本
4月下旬，冼星海持续指挥鲁艺排练，日记中的合唱人数由六十人增至八十余人，29日又记录油印谱已经印好。5月11日鲁艺周年纪念演出时，合唱团已有一百多人。首演之后，作品进入由冼星海指导的更大规模演出。
队伍外出、乐谱誊抄与油印，使作品获得继续传播的条件。后来配器调整和《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改编，属于另一阶段。回到1939年春，首先需要辨认的是诗歌、八章声乐结构与演出协作怎样结合，以及不同规模的队伍如何把同一作品唱给新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