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问题与芬莱的假说
十九世纪末，黄热病反复袭击加勒比海城市及港口，既影响居民生活，也威胁军队和贸易。关于传播原因，污染衣物、环境污秽和特定细菌等解释相互竞争。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早在1881年提出蚊虫可以把疾病从患者传给未患过病者，并持续进行研究；但其证据当时尚未获得普遍接受，传播所需的时间条件也未被充分掌握。
1900年，美国陆军派黄热病委员会到古巴，成员包括沃尔特·里德、詹姆斯·卡罗尔、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特和杰西·拉齐尔。他们的工作处在美国军事占领古巴的背景之下，既有地方医学知识，也有军方经费、设施和人员支持。因此，这个节点应理解为多方积累经由实验得到检验，而不是里德独自突然想到蚊媒传播。
初步实验及其代价
委员会最初也研究被提出为病因的细菌，并将患者血液、病理解剖和培养结果相互比较。随着研究推进，蚊虫传播成为重点。芬莱向团队提供蚊虫研究方面的帮助，拉齐尔承担重要的饲养和观察工作，卡罗尔则在实验暴露后患病并康复。这些病例给假说增加了证据，却仍需排除受试者在实验之外感染的可能。
拉齐尔在1900年9月感染黄热病后死亡，他感染时的具体情形在历史叙述中存在争论，不宜断言为一次计划明确的自我牺牲。死亡同时显示研究对象具有真实的致命风险。委员会于当年秋天报告初步结果；后来更严格的营地实验及1901年论文，属于继续检验与公开传播证据的阶段，不能全部压缩到一次试验之中。
营地如何比较传播解释
1900年末，研究者在哈瓦那附近建立以拉齐尔命名的隔离营地。其设计的重要之处是把可能的传播途径分开：一类观察让志愿者接触患者使用过的衣被，却防止蚊虫进入；另一类观察保持环境和衣被清洁，但让人暴露于曾吸食患者血液的蚊虫。筛网形成的隔间还帮助区分同处环境与接触蚊虫两种条件。
接触污染衣被的志愿者没有出现相应发病，而符合传播条件的蚊虫暴露能够导致黄热病。研究又重视蚊虫从接触患者到能够传播之间的间隔，解释了为何先前某些尝试失败。结论依赖一组相互支持的比较，既支持特定蚊虫作为媒介，也削弱了污染衣被作为通常传播途径的解释；它并未意味着所有发热疾病都可以作相同处理。
协议、报酬与风险承担
参加者包括美国军方人员和西班牙移民等。留存的安东尼奥·贝尼尼奥与里德协议写明参加实验的意愿、年龄条件、委员会责任以及报酬，说明研究人员开始把同意制作成明确文件。参与者可获得一百美元，若感染再得到额外报酬；协议同时包含不得擅离营地及相关报酬限制。这些内容使参加者所面对的制度条件能够被后人具体检查。
书面协议有历史意义，却不能据此认定实验已具备今天的独立审查和全部保护。军队关系、移民经济处境、以发病增加报酬的安排，以及当时无法消除的死亡风险，都值得分别讨论。志愿者不是用于衬托研究者勇气的背景，他们的选择、疾病经历和获得的信息，构成实验史本身的一部分。
从传播证据到城市防蚊
1901年发表的追加报告使传播证据更完整，卫生行动也随之改变。威廉·戈加斯等人在哈瓦那把防蚊、控制孳生场所和防止蚊虫接触患者纳入城市措施。公共卫生由主要处理衣物及一般环境污秽，转向针对媒介与感染链的干预。实验结果由此通过组织、监督和居民配合，才转化为城市层面的防病效果。
这一成功不能写成1900年已经制成黄热病疫苗，也不能等同于在全球消灭了黄热病。病原体的进一步研究、疫苗发展以及其他地区生态循环的认识属于后续历史。委员会工作的独特意义，在于把互相竞争的传播解释置于可比较的条件，并使防疫对象发生改变；其科学成果与人体实验的伦理代价，应同时被保留在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