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址与高原环境
石峁位于今陕西神木秃尾河流域的黄土丘陵，处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地区相接的地带。河流切开高原，形成沟谷、梁峁和台地。人们在高处修筑城墙，利用陡坡观察和防守，并从附近河谷获取水源。耕作与牲畜饲养共同支撑聚落生活，使居民能够利用不同地形上的土地和草场。
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石峁逐步发展为超过四百公顷的大型城址。这一范围概括了城市的主要活动，各段城墙和建筑有不同的修建阶段。周边分布着较小石城和普通聚落：石城多占据临近河流的高地，一些小型居址又围绕石城分布。聚落规模、围墙与出土器物的差别，显示出以石峁为大型中心的区域层级。
皇城台、内城与外城
城址的布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构成。皇城台利用天然黄土高地逐级修筑，各层以石砌护墙围护，顶面约八公顷。台上有大型夯土建筑、木柱遗迹和日用陶器，入口处设置复杂门址。高台的位置、建筑规模和进入路线，使这片空间成为城内格外醒目的精英活动中心。
内城围合皇城台及其周围约二百一十公顷的空间，后来修筑的外城墙又向外增加约一百九十公顷。台城之外，住宅、陶窑、储藏坑、废弃物坑和墓地交错分布。部分住屋采用窑洞或半地穴形式，住宅附近另有埋葬区。城市由居住和生产空间、墓地及大型建筑组合而成。这些规模较小的住屋与高台上的大型建筑形成对照，显示出城内居住条件的差别。
皇城台门址前有广场，进入台城还要经过内外瓮城和石铺通道。广场可供人群聚集，门道则把行进路线收束到有限的入口，建筑布局同时安排了聚集与通行。
石墙与复杂门址
建造石峁需要处理石、土、木三类材料。皇城台门址的研究识别出夯土核心及外侧石砌围护，部分墙体还置入横向木构件加固。石块经过加工并层层砌筑，木构件把墙体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测绘与结构分析提出，门址经历了两期建造和布局调整，反映出持续修建、加固和改变通行方式的过程。
外城东门两侧有高大的门墩，门前障碍墙阻断正面直入，进门后还要沿折转的通道前行。门旁的防御设施与墙体配合，便于守卫观察接近城门的人群，并控制几个关键转折处。皇城台门址又把这种限制通行的安排用于核心区入口。
从采石、运输到修整石面，再到夯筑土体和安放木构件，各道工序都需要配合。连续的大型墙体与反复改建的门址，留下了组织人力、安排材料和维持工程的实物证据。城墙也划分了内外空间，使防守与城市秩序紧密相连。
生产、器物与礼仪
城址中的制陶、制骨与石器加工留下生产痕迹。陶窑和加工废料让人看到器物制作的现场，动物遗存则显示猪、牛、羊等家畜在食物供应中的地位。石峁与乡村聚落寨峁梁的比较研究提出，两地家庭可能都参与饲养动物。城市居民因此既使用手工业产品，也投入维持日常生活的食物生产。
皇城台出土的大型陶鹰提供了观察手工业组织的另一扇窗口。2023年的成分研究辨认出不同组别，提出它们可能出自多个制作者或生产单位。造型与材料分析揭示了有计划的制作活动；至于是否在特殊场合展示、使用后有意弃置，仍是研究者提出的解释。
石墙中嵌入的玉器、彩绘墙面和与建筑相关的人头骨坑，又将城墙与礼仪联系起来。一些墓葬中的精致玉器和铜器反映了财富及身份差别。把这些特殊遗物与普通住宅、生产废料和日用器物放在一起，才能看见大型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生活。
区域中心与早期文明版图
石峁与陶寺等区域中心的并列考察，扩展了早期城市的地理图景。石峁的大规模石构工程与陶寺的夯土城垣形成对照，两地又都发展出大型建筑、手工业和表现身份差别的器物。北方高原因而呈现出自身的建设传统，同时参与了更大范围的物品和技术交流。
玉器、金属器及相关工艺显示，石峁与远方地区存在联系。学者通过陶器、用玉习俗及食物利用等材料，讨论石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与中原社会变化的关系。具体联系可能涉及物品交换、工艺传播和人员流动；将某一变化直接解释为石峁征服陶寺，仍需更充分的证据。
约前1800年是本文采用的主要活动范围末端。城市衰退的过程及居民去向仍待研究，气候、资源利用和区域关系都需要结合建筑分期检验。石峁留下的石墙、台城和生产遗存，表明北方高原曾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建设与复杂社会生活的区域中心，其发展也构成早期文明多地互动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