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内地走向海外
斐济殖民政府一方面通过间接统治维持原住民村社，另一方面为欧洲经营的商业农业寻找劳力。印度契约移民由此进入斐济。1879至1916年抵达的六万余人，后来成为当地印度裔社会的重要来源；他们既是殖民经济所需要的劳动者，也是有各自家庭经历和迁移计划的人。
移民来自不同种姓和职业背景，既有北印度人，也有南印度人。许多人在接受海外招募前已经离开家乡，寻找城镇、工场或其他农业工作的机会。贫困、债务和家庭冲突促成流动，招募者的误导又使一些人低估航程和劳动条件。不同的个人经历一起进入了契约招募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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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尼达斯”号的隔离
第一艘运送印度契约劳工的“利奥尼达斯”号于1879年5月14日晚抵达奥瓦劳岛莱武卡外海。船长不熟悉礁区，未立即驶入港口；殖民官员约翰·瑟斯顿次晨前往接洽。船上出现霍乱和天花，旅客随后被送往亚努卡莱莱岛隔离。疾病、死亡和隔离延迟了劳工的分派。
隔离结束后的分配也显示早期用工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被送往拉比岛约翰·希尔的产业，多数则分配给公共工程。随着制糖业扩展，甘蔗种植园成为契约劳动的重要场所，澳大利亚殖民地制糖公司（Colonial Sugar Refining Company，简称CSR）成为主要雇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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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契约如何落实为每日任务
通常的契约规定五年服务期，并列出住房、医疗及工资等条件；男性每天一先令、女性九便士是制度中的报酬标准。工人却不能像自由雇工一样随意换雇主、辞职或离开工作地点。缺勤和违抗命令可能进入刑事程序，雇主的生产要求因而得到殖民司法的支撑。
种植园把田间劳动分解成每日任务。欧洲管理者、印度裔工头以及记账人员分别检查、传递并登记工作量与工资；账册把复杂劳动压缩为完成或未完成的数字。土地状况、天气和个人体力未必得到相应考虑，做不完任务便可能少领甚至领不到钱。书面工资承诺与最终收入之间，隔着这种任务分配和核算权力。
营房里的家庭和共同生活
女性同时承受田间劳动、家务、育儿和不安全的居住环境。早期殖民评论常把家庭冲突归咎于女性的品行，拉尔依据移民经历和医疗记录指出，这些说法掩盖了卫生设施不足、繁重劳动及性别不平等。妇女既是受压迫者，也参与维系家庭、宗教实践和文化传承。
托塔拉姆·萨纳迪亚回忆，自己1893年5月28日抵达雷瓦地区的瑙索里营地时，单身工人被多人安排在狭小房间。他晚上诵读《薄伽梵歌》，吸引邻居聚集；周日又去其他营房听唱《罗摩衍那》故事和宗教歌曲。这类活动使共同生活不止围绕雇主的作息展开。同船形成的伙伴关系、营地交往与新的家庭联系，也逐渐改变了来自印度的社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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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交涉到公开揭露
工人的反抗有时表现为罢工和离开岗位，有时是对任务额度的具体争执。夏尔马与欧文引用的1886年档案记载，佩南种植园工人拒绝再做第二份任务，因为担心额外劳动会变成次日的新定额。这种行动针对的是管理者不断提高产量要求的办法。
投诉渠道受到限制，集体行动还可能招致惩罚。契约劳工因此必须在直接对抗、拖延、协商和维持生计之间选择。萨纳迪亚结束契约后继续在斐济生活，1914年返印；他的讲述经整理出版，使印度读者得以接触营地生活。有关劳动和妇女处境的揭露，逐渐进入反对契约移民的公共论争。
三个终点与留下来的社群
1916年11月11日，“萨特莱杰”号最后一次运送契约劳工抵达斐济。1917年3月12日，印度政府禁止契约移民；剩余契约在斐济于1920年1月初统一取消。最后一批劳工抵达、停止新的契约移民与解除既有契约，分别结束了这一制度的不同环节。
失去契约束缚后，工资、劳动条件和生计问题仍然存在；1920年3月的议会答复亦明确区分解约与其后发生的劳工动荡。此前陆续期满的移民中，许多人已经租地经营农业，通过互助劳动修路、建庙和收获作物。散居的农户、学校及宗教组织，逐步把原先预期的海外短期谋生转化为长期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