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审判中的原则问题
1946年12月，美国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开始审理“美国诉卡尔·布兰特等人”案，二十三名医生和行政人员被控参与战争罪与反人类罪。案件涉及集中营中的人体实验及杀害病残者的行动，是后续纽伦堡审判的一部分，不能与先前审判主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混为一谈。法院既要判断个人责任，也必须解释何种人体实验可以被允许。
辩方把部分实验同其他国家的研究相比，试图以科学需要淡化暴行。医学顾问利奥·亚历山大、安德鲁·艾维等人的意见参与了原则讨论。1947年判决在“允许的医学实验”部分列出十项条件，后来被称为《纽伦堡守则》。它不是一篇先提出假说再进行验证的科学论文，而是审判根据证据划定行为边界的产物。
自愿同意需要具备什么
第一项原则要求人的自愿同意。条文不是只要求一张有签名的表格，而是进一步说明：参加者应有作出同意的法律能力，能够摆脱强迫、欺骗、胁迫等因素行使选择，并充分理解研究内容。研究者须事先解释实验的性质、期限、目的、方法，以及可合理预见的不便、危险和对个人健康的影响。
这使“知道自己在参加研究”和“能够拒绝”同时成为同意质量的一部分。集中营囚犯处于支配和暴力之下，不能因为服从指令或被登记为实验对象，就被描述成自由志愿者。核实同意的责任由发起、指导和参与研究的人承担，不能通过委托别人办理手续而免除。研究者的科学资格也不赋予其替别人决定是否承受实验的权力。
科学价值并不免除限制
第二、三项原则要求实验具有社会价值，所得结果不能方便地由其他方法取得，也不应是随意或无必要的尝试；设计应以动物实验以及对疾病或问题的已有认识为基础。它们要求给出值得开展实验的理由，却没有宣称只要目标重要，任何手段都可以接受。科学必要性和保护个人必须同时得到满足。
第四至第七项转向伤害与风险：应避免不必要的身体和精神痛苦；对预先有理由认为会导致死亡或残疾的实验，条文原则上禁止，并对研究医生自己也作受试者的情况留下谨慎措辞。风险不得超过待解决问题的人道重要性，还须准备设施防范伤害。这个关于自我实验的历史性例外不能扩展为伤害他人的通行许可。
实施者与参加者都握有停止权责
第八项要求研究由具有科学资格的人实施，而且各阶段都应保持高度技能和谨慎。这把责任延伸到实际操作，不允许研究者以最初取得批准或同意为由放弃持续判断。实验过程中出现新情况，人员能力、设施和原来的风险估计都可能需要重新检视，最初的计划并不是必须执行到底的命令。
第九项规定，当参加者的身体或精神状态使其认为无法继续时，应有自由终止实验。第十项则要求负责的科学家在有理由相信继续研究可能造成伤害、残疾或死亡时准备停止。两项并列很重要：受试者不必等研究者愿意放人，研究者也不能等受试者开口才采取保护措施。退出和主动终止是相互补充的保障，而非互相推卸责任的理由。
从判决条文到伦理参照
十项原则随判决及后来的正式审判记录传播，逐步成为人体研究伦理的重要参照。它将受试者的选择权置于专业判断旁边，使讨论不再限于医生是不是怀着善意。此后有关知情同意、风险与研究责任的文件不断发展，但不能因此把独立伦理委员会、研究登记等后来程序全部说成守则已经规定。
它的历史影响也不等于1947年起成为处处直接适用的世界法律。各国如何立法、法院如何援用，以及医学界如何理解其适用范围，是此后长期争论的问题。安纳斯与格罗丁等人的研究把它放在医学、法律和人权交界处考察。守则最持久的意义，是科学与国家目标都不能取消对具体人的责任；具体制度仍须把这一要求变成可检查、可追责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