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船与年代线索
南海Ⅰ号是一艘沉没于广东海域的南宋木质商船。残存船体长约22.1米、最宽约9.35米，十三道横向隔舱板分出十四个水密舱，内部还有进一步划分空间的板材。分舱结构使船腹成为多个载货单元，也为辨认不同货物的分布提供了坐标。埋藏较深的舱室保留了密集的船货，甲板和艉楼则多已散落、坍塌，留下保存状况不同的船上空间。
酱釉罐上的“淳熙十年”对应1183年；另一件瓷罐上的“癸卯”结合器物断代，也被研究者联系到这一年。题记首先给物品的制造、记事或流通过程提供年代线索，不等于记录了船难发生之日。据此将沉没置于1183年或稍后的12世纪末较为稳妥。约1183—1200年的范围只是年代定位，1200并非已经证实的沉没终止年。
一船商品从哪里来
船货中的瓷器具有多种釉色和器形，其来源涉及福建、江西、浙江、广东等地。碗盘之外还有瓶、罐、盒、执壶，说明货主组合了不同用途的商品。大量铁条和铁锅则表明，金属原料与成品也是重要船货：前者可供继续加工，后者已具备明确的使用形态。不同产区、材质和用途的物品汇入同一条船，呈现出贸易供应的广度。
对德化式青白瓷进行成分比对，可把不少样本进一步联系到盖德、龙浔—三班两个生产片区；部分外形相近的样本仍难归入其中。若干器底墨书与特定片区存在对应关系，研究者据此提出，不同货主可能偏向某些供应来源。把器形、成分与墨书放在一起考察，采购的线索便从笼统的窑口名称，细化到货主与供应片区之间可能保持的联系。
货物怎样装入船舱
舱内堆积显示了具体的装载办法：碗盘成叠放置，小瓶横竖紧排，小罐、盒、瓶填进大件之间的空隙，有的又套装在较大的陶瓷容器内。叠放与嵌放把器形差异转化为可利用的空间。器物的口径、高度和外轮廓因此也与装载安排相关，成组保存的大小器物让这种紧凑的布局清晰可见。
大罐在不同舱位承担着不同用途。研究记录中，第八舱部分罐内装有瓷器，第九、第十舱则有固定在木架上的罐，口部还有木板支撑，未见同样的瓷器填装，因而被推测用于盛储酒水或食物。一类容器成为商品的包装，另一类可能关系到人员补给。密集的船货占据了大部分舱内空间，研究者据此将主要生活区域联系到甲板及艉楼，货舱与上部空间共同构成航海活动的场所。
货物之外的船上生活
船上出土的陶灶残件、木桶、木盆，以及成组的石磨盘和磨棒，使储存、烹饪与加工食物成为可以讨论的具体活动。陶灶上留有烟熏使用痕迹，动物骨骼中有烧灼或砍切痕迹，植物遗存包括梅、锥栗等。这些材料从不同方面提示航行所需的食物准备：容器负责盛储，磨具与粮食加工相关，炊具和骨骼上的痕迹则记录了处理食材的过程。
砚台与带墨书的瓷器、木牌，为船上的书写和货物管理提供线索；木梳等物品则让个人起居进入视野。同一种器物可以用于出售，也可以随身使用，部分金饰的性质仍有争论。异域风格首饰和多样的食物反映了文化接触，但不足以给全体船员指定籍贯、族群或信仰。管理货物、制作饮食与照料自身，共同构成了商船上持续进行的日常活动。
参考：[3]
从一艘船观察贸易网络
把生产地、货物标记与舱内组合放在一起，南海Ⅰ号显示出贸易网络落到实处的方式：不同产区的产品被选择、汇集、辨认，再安排进有限的船体。采购者、转运者与船上人员之间可能存在多层联系。泉州与广州在相关研究中都有重要位置，始发港、最后离港地点及目的地却仍是需要分别求证的问题，目前尚无据此确定的完整航线。
这幅图景也受材料保存限制。海底埋藏保留了部分船体与成组货物，甲板和艉楼的坍塌却改变了原有位置，金属腐蚀形成的凝结物又增加了辨认难度。1989—2004年的水下调查及其正式报告奠定了早期资料基础；2007年整体打捞后，船体与周围堆积进入博物馆继续发掘和保护。器物与层位、舱室位置相互对应的记录，使研究者能够区分装船、沉没与埋藏留下的痕迹，并由此接近宋代贸易实际运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