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网和平原上安置生活
公元前3300至前2300年间，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发展。今天杭州余杭的良渚古城所在地区，山地、低丘与河网平原相接，既有季风雨水带来的稻作条件，也承受洪水和低地积水的压力。居民选择较高地面居住，又搬运土石、抬高台地，逐渐把湿润的地貌改造成可以集中居住和生产的空间。
良渚遗址群包括众多聚落、墓地和生产地点；古城是其中规模与等级突出的中心。城内有莫角山大型台地、反山高等级墓地和其他居住台地，城外分布聚落、水道与外围水利设施。从农田进入城市的人与粮食，和从城内流向外部的物品，都需要经过这些相互连接的地方。理解这里的生活，要把城址放回整个区域。
城墙、台地与搬来的石料
良渚古城内城约三平方公里，城墙的石质基础之上堆筑土体。中心的莫角山是一座巨大的人工台地，其上另有较高的建筑基址。抬高地面改变了居住与活动的高度，也把中心建筑同周围空间区分开来。城墙、壕沟、水道和台地共同限定了人们进入、停留及搬运物资的路线。
研究者对城墙石料进行岩性观察和来源调查，把采集地点与古城之间的交通联系起来。附近山地提供石材，河流为大宗运输提供条件；土料则须挖取、运送、摊铺。石块来自何处、大小如何选择、不同段落怎样铺筑，都能用于讨论施工组织。庞大遗迹下的这些差别，使营城劳动不再只是一个笼统的土方数字。
建筑材料的来源也提示城内与山地之间存在稳定联系。即使一段城墙已经修好，居住台地、护岸与水路仍需继续补修；材料、熟练工人和粮食供应必须随工程持续运转。由此可以理解，城市建设同时改变了城外居民的工作安排。
山口拦水与平原堤坝
古城北面和西北面的水利设施利用低丘之间的缺口，形成高坝、低坝与塘山长堤等相互配合的工程。不同高程上的拦蓄改变了山地来水进入平原的速度和路径，帮助调节古城周围的水环境，也为水路交通提供条件。工程的营建分有先后，年代测定显示部分水坝早于古城主要建设阶段。
老虎岭、鲤鱼山等坝体中，考古人员发现植物包裹泥土的草裹泥构件，层层铺设后再叠筑土体。草叶、绳结和土层边界留下了施工细节；包裹材料中的短生植物又能用于碳十四测年。施工者需要同时取得植物、黏土与劳力，并让相邻坝体在地形上配合。保存下来的工程显示了持续规划和修补的能力。
沿水道进入城市
古城内外水道把台地分隔开，也把它们连接起来。卞家山发现的成排木桩遗存被解释为码头，美人地则保存了木构护岸，木板、横梁与支撑构件显示人们怎样处理岸边的工作面。沿河装卸与通行，能够把建筑石料、粮食及其他物品送到人口集中的地点。水边设施因此是日常生活与大规模建设共同需要的基础。
城内钟家港等河道附近还发现了与玉石器加工有关的材料。把码头、河道、作坊和居住台地一起观察，可以看见生产与运输在空间上的联系。发掘也不断修正早先的解释，例如一度被称为陆城门的遗迹，其周围后来查明是湿地水域，功能需要结合实际通行条件重新讨论。古城的平面图由一处处实测遗存逐步拼合而成。
稻田里的水和劳动
城市所需的粮食来自区域稻作。临平一带的茅山遗址保存了良渚时期水田、沟渠、田埂与小路，能够观察农人怎样安排田块。较早阶段田块较小、形状不甚规则，后来出现面积更大的田块和重新组织的水沟。附近坡地上有居住和墓葬遗存，田地位于坡脚与冲积平原之间，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紧密相邻。
土壤薄片、花粉、硅藻与植硅体分析，使排水、积水和植物变化变得可辨。农人需要翻耕、除草、管理进出田间的水，并在收获后处理谷物。研究显示，水田内部的生态变化与加强水管理有关；这些证据呈现了区域农业的精细劳动。古城内部发现的炭化稻谷堆积，则把田间生产与中心地点的粮食储藏联系起来。
工匠、玉器与身份差别
良渚居民使用陶器炊煮和储存食物，石器参与农作、木作及其他加工，部分人又掌握制玉与制作漆木器的专门技术。城内外发现的成品、半成品、废料与磨石，使这些工序有了具体地点。精细玉器需要选料、切割、钻孔、琢磨和刻纹，日常供给与熟练技艺必须在较长时间内相互支持。
反山墓地的一些墓葬集中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等器物，数量、质量与普通墓葬差别显著。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及其简化形式反复出现，显示跨越不同地点的礼仪表达。墓地与莫角山大型建筑共同呈现资源集中的一面：少数人的身份通过葬仪和珍贵物品被突出，组织农作、工艺与工程的人群则构成这一中心的社会基础。
玉器的制作痕迹还能分辨切割、钻孔与修磨的先后，墓中摆放位置则显示器物怎样进入葬仪。从作坊废料到随葬成品，两端材料相互参照，能够追踪一件物品从生产到使用的经历，也帮助认识专业工匠与高等级使用者之间的联系。
城市延续与水环境变化
坝体层位、陶器组合和碳十四年代，使城址、水利与墓地能够放在同一时间框架中。各处工程分期建设、反复使用，居民还需要维护河道、护岸和田间沟渠。营城与修坝所需的工时可以估算，但招集劳力的具体办法仍须从生产和聚落证据中逐步重建。留下来的遗存已足以显示，合作和资源调配远远超过单个村落的范围。
到良渚文化晚期，这套城市体系逐渐停止延续。覆盖遗址的沉积物、区域水文研究与洞穴石笋记录，都把洪水及持续湿润变化列为理解衰落的重要线索，气候研究提出了强降雨与城市放弃相联系的解释。古城、水利、稻田和墓葬共同保存了这一地区的历史：人们曾把大量劳动投入水土改造，建立城市，也长期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