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与织工木俑
成都天回镇老官山二号汉墓中，四架竹木织机模型与纺织工具、十五件彩绘木俑一起随葬。它们所表现的技术属于西汉，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2013年是现代发现的时间。研究者依据墓葬形制、钱币等判断年代，2017年论文说明当时尚未进行碳十四测年，因此不能为模型指定一个精确制作年份。
这组物件缩小了织机和劳动者，却保留了机架、提综部件及部分丝线的位置关系。单件残木未必容易辨认，与整经、绕线器具放在一起，便能成为理解织造流程的证据。模型仍是随葬用的缩制物，有缺件，也可能省略实际机器的部分结构，研究需要同时辨认它表现了什么、哪些位置没有完整保存。
参考：[1]
经线、纬线与图案
经线顺着织机纵向排列，纬线横向穿过。织造时先把部分经线提起，使上下两层经线之间形成开口，再把纬线引入，逐次交织成布。普通平纹可以用两组经线交替升降；织出反复出现的纹样，则要按预先安排的次序选择更多组经线。让这些线成组运动的综片，成为机械提花的关键。
复原研究用不同颜色的经线解释汉代经锦的显花方式：同一处需要显示哪一种颜色，就让相应经线出现在织物表面，另一色留在背面。基础综负责形成织物的基本交结，纹综负责组织花纹。工匠必须在织造前分组、穿综和安排纹样，织造中再依次提综；图案能够重复，来自这一整套准备与操作。
滑框与钩杆怎样提综
四件模型呈现两种传动办法。较大的L.186被研究者解释为滑框型：踩下踏板的一端，另一端推动立柱槽中的滑框向上，滑框再带动上方钩梁，提起被选中的综杆与综片。钩梁的位置能够沿经线方向调整，以选择不同的纹综。脚的动作由这些构件传递到经线，并非直接拉动全部丝线。
另外三件较小模型使用两侧钩杆来完成提升。它们通过杆件传动，把踏板动作转为综片升降。两类装置都把提供动力和选择纹综联系起来，但中间构件的布置不同。理解这种差异，需要追踪每一个接点如何运动，而不只是观察机架外形。复原研究提出的运行方式，也要能解释原模型上对应构件的位置。
一幅锦背后的多道工序
木俑胸前写有名字，姿态和伴出的器具为劳动分工提供线索。研究者把其中一些解释为坐在织机旁的织工，另一些与整经、络丝和卷绕纬线等工作联系起来。整经把经线按所需长度、数量和排列方式准备好，络丝和绕纬则让丝线适合后续使用；织造现场因而包含多种相互衔接的工作。
这一解释把视线从一架机器扩展到工场。穿综若弄错分组，错误可能在每次重复中出现；供线和织造衔接不好，也会打断操作。机械装置把动作组织得更有规律，熟练劳动仍负责设定、协调和纠错。木俑可以提示角色和工序，却不足以单独确定每个人的法律身份、工资，或墓主与整座工场之间的关系。
复原如何检验理解
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的复原项目，对出土模型和相关器具进行整理、测绘，并制作可运行的提花织机。《中国丝绸博物馆·2017》年度报告记载，当年复制了四套织机模型及相关工具、木俑，制作一台滑框式勾综提花织机，并完成“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复制过程中约七十片综的穿综工作。现代研究把静止构件重新连成运动系统，用实际织作检查提出的机制能否成立。
一次成功织出纹样的试验，说明某种装配方案可行；要认定它就是古人的具体做法，还须比较原件上的孔槽、磨损、残留丝线与构件尺寸。模型缺失的地方、复原补入的机构和试织时调整的步骤，应分别记录。
老官山的意义，是让汉代多综提花的讨论有了可检查的机械实物。它也为研究织造技术的交流提供了起点。丝织品能够远行，并不自动证明制造它的整套机器沿同一路线传播；要追踪后来的提花装置，仍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连续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