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的合并与采购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简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在上海建立。李鸿章在处理战争与军需的背景下，将购入的旗记铁厂及既有洋炮局力量合并，又接收容闳在美国采购的机器。它的起点不是从图纸上凭空造出一座大工厂，而是把外购设备、原有作坊、资金渠道和不同来源的技术人员组织在一起。
创立、迁址与投产需要分开。1867年制造局迁往上海城南高昌庙地区，沿黄浦江扩充场地，为船厂、机器厂和码头安排空间；翻译馆、学校和更多专门工场则在其后形成。把这些设施全列为1865年已有，会掩盖机器到货、安装、试用和配套建设所花费的时间。
官员、技术人员与工匠
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地方大员负责奏报、筹款和重大采购，局内总办、会办处理日常经营。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在机器研究、造船或译书中承担技术工作，外国技师参与设备安装及生产指导，中国工匠则在加工和维修中积累操作经验。官员的制度权力、技术人员的专长与工人的熟练劳动，并不能互相替代。
经费与海关等财政来源相联系，制造局也因此受官府拨款和军事需求支配。产量并非唯一问题：原料从哪里取得、机器坏了能否修复、不同工场的零件是否配合，都决定一批设备能不能持续使用。引进一台机器只完成采购，形成稳定的技术队伍才可能将购机变成生产能力。
从机器厂到产品试验
制造局陆续设置铸造、锻造、机械加工和军械制造等工场。制造枪炮、弹药和轮船，需要木样、金属加工、动力装置及装配之间的配合；同一产品的进度受制于多个环节。1868年恬吉号轮船下水，是后续造船实践的节点，不能反过来当作制造局正式成立的日期。
军工技术又不断更新，订购设备不等于今后永远适用。枪械型号变化，会牵动加工设备、弹药规格及维修训练。肯尼迪对军械工业的研究把这类选择与清朝军事组织和财政条件放在一起考察，说明评价制造局应追问产品能否被军队稳定使用，而不宜仅用一艘船或一门炮作为全部成败的象征。
因制造而建立翻译馆
徐寿等人认识到，只依靠外国技师口头指点，难以掌握机器背后的原理。1867年前后已有译书活动，1868年翻译馆正式建立。英国人傅兰雅等解释外文原书，中国合作者笔述、讨论并修订汉文；这种合作需要同时解决读懂原文、理解实验与选择术语三个问题。
《汽机发轫》等著作围绕机械原理，《化学鉴原》等则把材料与化学知识介绍给汉文读者。一个术语不能只追求字面相近，还要与相邻概念区别，并在后续译著中保持可辨识的用法。译书因此是多人参与的知识加工，既依靠外语，也依靠中国译者原有的数学、工艺和文字能力。
书籍和课堂怎样延伸工场
1869年广方言馆迁入制造局，外语教学与局内译书活动更紧密地相邻。后来又出现技术教育的新安排，但专门工艺学堂属于更晚的发展，不能视作创办之初就已完备。学校培养能够接触外文资料的人，翻译馆提供汉文书籍，工场则提供机器、材料和实际问题，三者之间有互相支持的可能。
这种联系仍有距离。技术译著多用书面汉文，买书的士人未必操作机器，工人也未必能直接阅读长篇理论。傅兰雅对译书实际使用的关切提醒我们，出版数量不能自动等于生产改进。书籍是否进入教学、怎样被其他机构重印和采用，必须与译成、刊刻分别考察。
在持续运作中形成的影响
制造局的产品、工匠和译著流向不同场所，使上海成为机器制造与技术知识交流的重要节点。它培养的经验包括设备采购、生产分工、技术翻译和机构化教学，也显露出依赖进口设备、财政安排不稳及知识传播对象有限等约束。
因此，1865年最值得标记的是一种组织形式的建立：官府开始长期维持集机器、人员和经费于一处的生产机构。此后的迁厂、造船、译书及办学，把这一机构的用途逐步扩展。它没有一次完成技术自主，却留下了可以被后来的工业与教育事业继承、检验和改造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