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学新校区中的天文台

1881年9月22日,斯特拉斯堡天文台在天文学会大会期间举行启用仪式。它是德意志帝国扩建大学和城市新区的一部分。1870至1871年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的归属改变,新当局希望以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新街区展示其建设能力。

天文学家奥古斯特·温内克于1872年受命主持天文台。他曾在普尔科沃天文台工作并任副台长,也长期担任天文学会秘书。仪式因而把新建台站与既有的国际学术联系结合起来;1881年既是建筑和设备形成整体的阶段,也是向同行展示观测条件的时刻。

参考:[1] [2]

把居住、办公和观测分开

天文台选在旧城以东的大学新区,毗邻植物园。建筑师赫尔曼·埃格特依据温内克提出的工作要求设计建筑群,工程在1870年代后半期推进,到1880年前后主体完成,仪器随后陆续安装。这里的位置与大学总体布局相连,大圆顶成为校园轴线上的显著建筑。

建筑群没有把全部功能压进一个楼体。大折射望远镜单独占据大圆顶楼,另一座观测楼设两个子午观测室和两座小圆顶,台长住宅兼有办公空间。带顶走廊连接各楼,便于工作人员在坏天气中往来。仪器支墩与建筑基础分离,居住和工作的安排也尽量减少对精密观测的干扰。

参考:[1] [2]

大折射镜之外的测量设备

最醒目的仪器是口径约49厘米的大折射望远镜,由慕尼黑梅尔茨厂提供光学部分,汉堡雷普索尔德厂制作支架。它当时属于德国规模最大的望远镜之列,但天文台的工作还依赖多种口径较小、任务明确的设备。

东侧子午室安装了16厘米口径的雷普索尔德子午环,用于测量天体过子午线的时刻和高度。西侧则安置一架1826年制造、从当地早期观测设施保留下来的科绍中星仪。1877年从哥达购入的7.6厘米量日仪还能测量小角距离。新购仪器与旧设备共同使用,使台站既能追踪天体,也能建立位置和时间的测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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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典礼以前的一次日食观测

正式启用典礼以前,台站已经开展观测。温内克在1881年1月的《皇家天文学会月报》发表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天文台对1880年12月31日日食的观测报告。观测日期早于1881年9月的典礼,说明仪器投入工作与公开启用并不发生在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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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夜读数整理成长期序列

日食记录之外,子午观测构成早期研究的持续工作。天文学家在天体越过当地子午线时记录时间和角度,进而测定位置。这类工作需要反复校核仪器状态,也要记录会影响归算的大气条件。

吉约姆·比古尔丹1911年评述天文台《年刊》时说明,第一卷逐日收入1882年3月15日至1886年9月9日的雷普索尔德子午环观测,并附所需的气压和温度读数。第二卷接续到1888年4月,还整理1882至1888年的观测成果,考虑仪器东西向、昼夜和上下中天等条件的系统差异。

这使单次测量逐渐成为可以复查的资料序列。公开观测日期、环境读数和改正方法,让其他天文学家能够理解坐标如何得到,也能比较不同仪器和不同时期的结果。建筑、钟表、观测员和计算工作因此同属于一套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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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更替与资料出版

温内克在1882年因病减少工作后,舒尔及赫尔曼·科博尔德先后承担代理职责。1887年12月,恩斯特·贝克尔出任台长;他推动出版《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天文台年刊》,1896年的第一卷同时介绍建筑、仪器与早期观测,留下了核对台站运行的系统记录。

与外地的联系也通过仪器和人员延伸。哈特维希和瓦尔特·维斯利策努斯携台内量日仪赴阿根廷布兰卡港,参加1882年金星凌日观测。温内克启动的星云位置测量后来由同事继续推进。斯特拉斯堡早期天文学的成果,既来自新台址的装备,也来自持续观测、远征合作和资料出版的结合。

参考:[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