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倡议到常设委员会
1914年4月，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邀请各国警官及法律界人士讨论刑事侦查、身份识别与引渡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项倡议中断。战后边界和交通条件变化，追查跨境人员、伪造证件及货币犯罪，继续要求不同国家的警察取得可互相使用的信息。
维也纳警察局长约翰内斯·朔贝尔于1923年召集第二次国际刑事警察大会。9月7日，与会者决定成立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ICPC）。大会有包括东道国奥地利在内的二十国代表，这些警务接触成为常设合作的起点。
维也纳的人员与物质基础
奥地利提出提供总部并承担其经费，委员会遂以维也纳为中心。朔贝尔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斯卡·德雷斯勒任秘书；维也纳警察机关内部设置国际办事处，处理来自不同警务机构的通信与资料。依托现有机关，组织能够在成立后开展日常事务。
这一安排也使国际合作与东道国警务系统密切相连。它最初的资源基础不能倒写成1956年后的财政制度：早期由奥地利支持总部，后来才在新章程框架中强化会员缴费和自主预算。经费从哪里来、资料由谁保管，都会影响一个国际网络实际能够独立运作到什么程度。
资料汇集与固定联络点
成立会议关注直接警务联系、逮捕和引渡协助、共同工作语言，以及假币、支票、护照与指纹记录等问题。其工作方式是减少信息在边界前的中断：甲国掌握的身份特征或犯罪线索，经由联络渠道使乙国能够核查，而调查和拘捕仍由有关国家的机关执行。
从1925年起，德雷斯勒编辑多语种刊物《国际公共安全》，刊载通缉资料、待识别死者信息、失窃物品目录和机构工作消息。成员国从1925年起陆续建立国家中心局，比利时率先设置。刊物与固定联系人相配合，把偶尔通信转成较稳定的协作程序。
参考：[2]
纳粹控制暴露的脆弱性
委员会的历史并非始终沿着技术合作平稳发展。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控制了这套设在维也纳的组织。研究者马蒂厄·德弗莱姆指出，纳粹警务人员先通过参与争取影响，继而利用人事和机构安排取得控制；总部后来迁往柏林。
德弗莱姆也提醒，保留名称与通讯活动，并不等于正常国际合作仍然持续。他依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等材料，说明该局逐步意识到组织被纳粹控制，并在1941年停止向委员会通信。这段经历表明，所谓专业技术网络仍可能受政权支配，政治中立需要制度保障，不能只靠成立时的愿望。
参考：[4]
布鲁塞尔重建与1956年章程
1946年6月，由比利时警务官员弗洛朗·卢瓦日推动，代表们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重建委员会并通过新规章。卢瓦日任主席，路易·迪克卢任秘书长，总部设于巴黎，电报地址使用“Interpol”。1956年维也纳大会通过新章程，采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名称。
章程确定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总秘书处和国家中心局等机构的职责。国家中心局连接本国部门、外国对应机构及总秘书处，国际信息由此进入国内警务体系。会员缴费及经批准接受的其他资源支持预算，秘书长编制预算草案，经执行委员会审议，再交全体大会接受。
协作的法律边界
章程要求在各国法律范围内开展最大限度的刑事警务互助，并明确禁止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和活动。其制度核心是联系和信息服务，各国的侦查、拘捕与司法处置仍有各自法律依据，国际组织的存在没有取消这些程序。
由早期纸质记录、多语刊物及指定联系人，可以看出国际刑警组织的基本贡献：把分散于各国的线索和专业知识组织起来。其历史同样显示，合作效率必须与权限界限、机构独立性及资料使用责任一起考虑；1923年的成立、1946年的重建和1956年的改组，是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