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是源流，不是首届峰会
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NAM）的形成，经历了亚非国家协商、领导人接触和首脑会议等阶段。1955年万隆会议是重要思想与外交源流；1961年贝尔格莱德会议才是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把两者都写成同一次成立，会掩盖参与范围与组织形式的变化。
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行，由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共有29个国家参加。最后公报不仅提出政治原则，还安排专家与受训人员交流、技术示范和研究训练机构合作，建议各国指定联络官交换信息。它主张在国际场合事先磋商经济问题，同时明确无意建立地区集团。这些规定让协作从共同立场伸向具体事务。
领导人联系与会议筹备
1956年7月，南斯拉夫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在布里俄尼会晤。迪米奇的研究指出，他们对和平共处等问题取得接近，但会谈仍有分歧；此后危机中的通信与协调，逐渐形成合作核心。它不是一次会议就完成全部制度设计的过程。
1961年召集首脑会议的外交活动得到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及其他国家支持。6月开罗筹备会议讨论共同立场和参加条件，并选择贝尔格莱德作为会址。9月1日，铁托在那里向25个与会国家的代表致开幕词。筹备协商、确定参与者和制定议程，使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变成了可以共同作出声明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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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共同工作：向大国提出和平要求
1961年9月5日通过的《战争危险与和平呼吁》，展示了会议想怎样介入国际政治。文件判断，在核武器大量积累的条件下，大国冲突可能演变为毁灭性战争，因此要求美国与苏联停止加剧局势的行动，恢复解决分歧的谈判，并继续争取裁军与持久和平。
这份文件并不只表达一般愿望。它向美国总统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提出直接接触的要求，也呼吁未参加会议的国家作出相似努力。其理由是：虽然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定主要掌握在大国手中，后果却由世界各国共同承受。与会者由此主张自己有资格参与安全议题，而非接受两大阵营代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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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信息之后还要回报
外交行动没有停在宣言上。尼赫鲁1961年9月14日给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坦·库马尔·尼赫鲁的便笺，说明他与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已代表会议把信息交给赫鲁晓夫，并同他讨论相关内容。这是首届会议落实联合行动的一项可追踪记录。
尼赫鲁要求准备分别给铁托和纳赛尔的报告，概述苏方对德国、柏林局势及恢复核试验的解释，也记下他们表达的忧虑和停止核试验的希望。联合授权由个别领导人执行，再通过本国外交机构整理结果并反馈伙伴，构成了一条实际协作链。不过，这份便笺只能证明交涉及尼赫鲁对答复的记录，不能证明大国已经履行和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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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立场与建立新集团之间的界线
共同出访并不意味着成员愿意组成一个在所有问题上统一行动的集团。1961年9月23日，尼赫鲁电告正在纽约的克里希纳·梅农，赞同不宜在联合国建立所谓贝尔格莱德集团的意见；他担心过多集团会加深隔离，要求梅农先同南斯拉夫外长友好商谈。
这份内部电报说明，首脑会议之后仍须协商协作的边界。各国能够就战争风险联合发声，却没有因此消除自身判断或接受固定阵营纪律。它也提醒读者，不能把后来逐渐形成的常设协调办法，全部倒写成1961年已经完备的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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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形成的工作办法
1996年5月在卡塔赫纳通过的工作方法文件，提供了观察后续制度化的明确时间截面。它把首脑会议列为最高决策机关，维持三年一届的做法，并规定峰会之间的部长级会议审查落实情况。纽约协调局由全体成员组成，原则上每月举行大使级会议，提前分发议程，协调各国在联合国的行动。
文件还要求会议前充分磋商，并说明协商一致并不等同于全体意见完全相同；主办国负责起草主要会议文件，再向成员征求意见。由此可见，运作依赖成员外交人员、主持协调的国家和反复沟通。本次所读文件不足以核定1961年会议经费或统一会费安排，因此不能把后来的程序规定当作早期预算证明。不结盟合作的连续性，应通过具体会议、文件和行动逐段追踪。
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