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记里的误送孤儿到长篇
《绿山墙的安妮》是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长篇小说，1908年由波士顿L. C. Page公司出版。作者在1917年连载的《攀登之路》中回忆，自己返回爱德华王子岛的卡文迪什后，继续写短篇和连载故事；一次翻阅旧笔记时，看到有人申请收养男孩，却被送来女孩的情节梗概，由此构思安妮。
原计划是供主日学校刊物使用的短连载，但人物逐渐丰满，她决定扩写成一本书。她说，自己通常在日常工作之后的夜晚写作，常坐在住了多年的小阁楼房间窗前。灵感、出版体裁与可支配时间共同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形成。
具体起笔年月在作者不同回忆中并不一致。玛格丽特·安妮·杜迪校读日记与自述后指出，《攀登之路》所记1904—1905年，与较早日记所记1905—1906年有出入，倾向把开笔放在1905年。写作回忆因而不能未经比较就当成精确日程。
岛屿生活与重新创造的风景
蒙哥马利承认，卡文迪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中的埃文利，一些小路、木桥和生活片段也取自现实；但她反对把每个角色都认作某位邻人的照相式摹写。她强调人物必须经过创造，真实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给风景命名便是现实经验与想象结合的例子。她小时候为农场角落另起名字，安妮也用富于诗意的名称重新认识身边世界。作者还解释，“闪亮的湖水”所依据的池塘在帕克角，而非读者常猜测的卡文迪什池塘。这些说明让岛屿景观具有可追索的来源，同时保留小说对地点的移植与组合。
小说开头并不直接让安妮登场，而先写林德太太观察村路、猜测马修为何出门。邻居的目光、农事时序与家庭闲谈，先建立了一个熟人社会；随后抵达的陌生孩子，才使这个看似稳定的世界发生变化。
被接纳的孩子与求学者
小说共三十八章。马修与玛丽拉兄妹本想收养能帮助农事的男孩，却接到约十一岁的红发孤女安妮·雪莉。马修不忍立即拒绝她，玛丽拉则逐渐改变决定。安妮在埃文利结识黛安娜，并与吉尔伯特形成学习上的竞争；她的多话、想象力和对外貌的敏感，使日常相处不断出现误会与和解。
后段由村校生活转向考试和女王学院，安妮获得教师资格及继续升学的奖学金。但马修去世、家庭积蓄因银行倒闭受损，玛丽拉的视力又恶化。安妮决定留在附近教书，以保存家园并照顾玛丽拉，仍计划继续自学。结尾的道路转弯意象，把成长写成调整未来的能力，而非一次考试就完成的成功。
参考：[1]
想象力、归属与责任
杜迪认为，作品不宜只被儿童读物、女性读物或加拿大文学等分类限制。她把安妮放在维多利亚时代孤儿叙事的传统中理解：没有家庭地位的孩子既容易被排斥，也能使成年人重新认识既定价值。安妮并不是只负责传达温顺训诫的标准女主角。
这种张力在小说首尾很清楚。开头以需要劳动力为收养理由，末尾则由亲情和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安妮的学习能力也让“男孩才有用”的预设失去说服力。她选择教书并没有取消求知愿望，末章仍明确计划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大学课程。责任与个人志向并未被写成只能二选一。
退稿、印行与早期读者
按《攀登之路》的叙述，蒙哥马利用旧打字机誊清书稿，寄往多家出版社，接连遭拒后把稿子收进帽盒。后来的重新阅读，使她决定再试。作品被接受后仍等候了一段时间；她在自述中引录1908年6月20日日记，记下自己收到新书的激动。这是作者收到样书的记录，不能直接等同于公开发售日。
1908年的印行记录显示作品很快进入重印：版本版权页列第三次印刷在八月，第四次在九月，并署有克劳斯二人的插图。图像、章目和书籍装帧共同把原本可能短期刊出的故事，转为可以收藏与反复阅读的单行本。
1917年自述还记载，读者来信超过了她原先设想的少女群体，祖父母辈和男大学生也写信表达喜爱；有小女孩甚至把信直接寄给虚构的安妮。这是作者对早期接受情况的见证，能说明人物带来的亲近感，但不能据此推算读者性别比例或总销量。
译名与系列阅读的延伸
蒙哥马利在1917年已经提到瑞典文和荷兰文译本，还谈起瑞典版封面把安妮头发画成鲜红色的趣味。作品跨语言传播时，人物形象不仅由正文传递，也通过封面和读者对角色的想象重新形成。
赤松佳子对日本翻译史的研究指出，村冈花子的《红发安妮》于1952年出版。随后一些续篇的日文书名突出青春、爱情、幸福和家庭等人生阶段，并把相关短篇集纳入系列阅读；后来的译者常延续这套题名。
因此，1908年的单部小说在传播中又成为长期阅读安妮人生的起点。不过，后出的续篇、短篇集及译者安排的系列次序，不能全部倒写进最初三十八章之中。原作的家庭转变与教育主题，和后来形成的跨国系列文化，需要分别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