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屋顶上的新天文台
1755年，维也纳大学获得了一座由宫廷支持的天文台，设在市中心新大学建筑的大会堂上方。它与城内既有的耶稣会观测台同时存在。大学改建由玛丽亚·特蕾西亚推动，建筑师让－尼古拉·雅多设计，大学保护人、维也纳大主教特劳特松监督工程；耶稣会学者约瑟夫·弗兰茨负责观测塔的科学与技术安排。
这一选址便于连接大学教学和宫廷事务，却留下观测障碍。塔顶高出街面约38米，附近教堂尖塔仍遮挡部分天空，楼房地基又不容许无限加高。屋顶受热、冬季炉烟和街上马车造成的振动，也都影响精密测量。
参考：[1]
赫尔的任命与工作约束
宫廷数学家约翰·雅各布·马里诺尼于1755年1月去世，把私人观测台的仪器留给宫廷，这批设备成为新台的重要家底。来自克卢日的耶稣会学者马克西米利安·赫尔同年9月被召回维也纳，10月30日任命文件附有职责指令，11月1日开始任职。
指令要求他安置、校准和保管仪器，每日观测行星运行并详记笔记，还须每周向哲学院负责人报告观测、通信和出版计划。赫尔长期依靠遗赠器材和零星添置；1758年的通信中，他还抱怨助手、经费和查阅旧观测记录的条件不足。
年历也是交换记录的刊物
赫尔主编《维也纳子午线天文历》，把日月行星的位置计算与观测报告结合起来。首卷标作1757年历，赫尔自编著作目录却把实际出版列在1756年；从1758年历起增加附录。历书上的适用年份与印行年份因此须分开理解。
早期附录主要报告本台活动，随后逐渐收录欧洲各地及更远地区的来稿。拉丁文使不同母语的学者能够交换资料；通信又把观测者、仪器条件和结果联系起来。1755年指令已要求赫尔与国外重要天文台保持联系，并把有关地理测量的观测互相通报，年历便成为落实这一任务的具体工具。
1761年金星凌日的分工
1761年金星凌日提供了跨台站合作的机会。比较不同地点所见的接触时刻，可以研究太阳视差及日地距离。赫尔预先编印约20页的观测指南，并协助同行向维也纳仪器制造者订货；事后又把各地报告汇成124页的附录，收入1762年历。
实际观测没有集中在一个屋顶。大学天文台由物理学教授约瑟夫·赫伯特和赫尔的学生观测，赫尔本人转到附近耶稣会图书馆的塔楼。来访的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德·蒂里选择了约瑟夫·利斯加尼希主持的耶稣会天文台。云层使多数专业观察者错过凌出内切时刻。有人虽看见接触，却只有指示分钟的公共时钟，资料便难以用于精密比较；望远镜之外，准确计时同样关键。
参考：[1]
远征与保存下来的手稿
1769年的下一次凌日在欧洲处于夜间，赫尔接受丹麦－挪威王室邀请，带着曾在维也纳任助手的亚诺什·绍伊诺维奇前往北极圈内的瓦尔德。他们于1770年返回。
远征除凌日之外还测量地磁偏角。赫尔先用天文方法确定地理北向，再测磁针的偏离，留下仪器、方法和分时记录。他计划出版的大型考察总集未能完成，部分地磁资料生前也未印行。后来回到维也纳天文台的手稿，经整理成为重新分析长期地磁变化的资料，说明保存原始记录与发表结论具有不同的价值。
参考：[3]
十九世纪迁址是另一阶段
旧台的空间与环境限制，推动后任台长另觅地点。十九世纪的筹划最终指向城西北的蒂尔肯尚策；1872年购地，由费尔纳与赫尔默设计新建筑。新台1880年开始常规观测，1883年由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正式揭幕。
新台配置格鲁布制造的27英寸折射望远镜，也迁入旧台的赖兴巴赫子午环。仪器与记录的延续使迁址承接了早期位置天文学传统，但规模、建筑和观测条件已属于另一段发展史。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