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军队与西哥特王权
通常系于711年的瓜达莱特河战役，是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所部击败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一次关键会战。军队从北非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南部，背后是倭马亚王朝向西扩张及北非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的指挥网络。塔里克与穆萨是上下级，不宜把两人的渡海行动合为同一次登陆。
《754年编年史》把对手称作阿拉伯人与摩尔人，并将西哥特军的失败与王位竞争联系起来：它说罗德里克取得王权后征集军队，同行者中却有人怀有争夺王位的企图。这是接近征服时代的基督教叙述留下的政治背景，作者没有提供可核实的双方完整兵力表。
船只怎样把北非与半岛连接起来
九世纪作者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把渡海写成一连串小规模运输。按他的说法，塔里克先同掌握海峡通道的伊利扬，也称朱利安，建立联系；船只夜间送人过海，白天隐蔽，再返回运送余部，塔里克最后抵达。岸上居民起初把往返船只当作平日运送货物的商船。这段叙述将入侵依托的条件具体化为船运、港口和熟悉航路的地方合作者。
同一作者用罗德里克侵害朱利安女儿的故事解释合作动机。丹尼尔·柯尼希比较不同传统后指出，朱利安的身份、政治地位乃至具体作用均难以确定。因而，船运合作是这部史书给出的入侵叙事，而私仇故事不能独自解释一个王国为何战败。
王军迎战与叙述中的空白
哈卡姆先写来自科尔多瓦的部队迎战塔里克而败退，随后罗德里克从托莱多前来。他把决战地点称为舍杜尼亚附近的乌姆哈基姆谷，称交战激烈，罗德里克及其同伴被杀。《754年编年史》则使用“特兰斯杜克廷山地”的地理表述，并把国王死亡放在己方军队溃逃的过程中。两种叙述共同指向王军失败，却没有给出可以直接套用现代河道的坐标。
哈卡姆自己还并列了另一版本：国王坐在骡子抬着的御座上出战，塔里克部下全为步兵，战斗从日出持续到日落。但前一叙述又提到塔里克的骑兵指挥官穆吉斯。书内已有不易调和的差别，因此这些仪仗、兵种和时长只能作为传述版本，不能拼成一幅细节齐备的战术图。
胜利之后仍有新的行军
会战后的行动超出了南部战场。哈卡姆的主要叙述让穆吉斯向科尔多瓦推进，塔里克转往托莱多；接着写塔里克向穆萨报告征服与所得财物，穆萨再把消息送给哈里发瓦利德。这些人物之间的通信，使半岛上的作战与北非、大马士革的权力体系相连。
穆萨随后亲自渡海，带来新的阿拉伯与柏柏尔指挥人员，并让长子阿卜杜拉留守凯鲁万。哈卡姆记述两名统帅在科尔多瓦会合、交接战利品，同时保留他们争夺功劳的故事。其书还提出另一种次序，把塔里克前往托莱多说成穆萨到来后的命令。可确定的后果是战事继续向城市与地方统治扩展，具体进军次序则须承认传本分歧。
参考：[1]
地方统治者与居民的条件
711年的胜负之后，地方服从也通过协议建立。相传订于713年四月的图德米尔条约，由穆萨之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与半岛东南部领主特奥德米尔缔结。乌兹里保存的版本涉及奥里韦拉、洛尔卡、阿利坎特等七城：居民获得人身、家庭和教堂保护，保留宗教生活；相应承担金钱与小麦、大麦、醋、蜂蜜、油等实物负担。
条约文本现存于十一世纪以后著作，各版本的城名与物品数量有差异。它仍具体呈现了军事优势如何转成地方收入和服从关系，也显示原有领主及基督徒社群可以在新统治下继续存在。
参考：[4]
从国王败亡到权力转移
罗德里克军的失败削弱了以国王为中心的抵抗，随后的城市攻取、财富集中和地方协议才逐步形成新的政治秩序。哈卡姆记述穆萨离开半岛时，把当地统治交给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并携财物返东方；这将会战后的征服同总督任命、军功归属和资源移送联系起来。
对当地居民而言，统治变化既可能伴随战时伤亡和俘虏，也可能以纳税换取家庭与宗教生活的延续。瓜达莱特河战役的后果由这些后续安排逐步落实，不能只用国王个人的败亡来代替整个半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