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旅行到小说写作
《太阳照常升起》形成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旅居欧洲、由新闻写作转向文学创作的阶段。巴黎的报刊、出版人与作家交往，为他提供了读者和同行；西班牙的斗牛节，则提供了人物聚集、冲突加剧的具体场景。作品于1926年出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生活困境写进了饮酒、旅行与谈话。
迈克尔·雷诺兹根据手稿和历史材料指出，海明威在1925年七月下旬随妻子哈德莉继续沿西班牙斗牛赛程旅行时开始写作。早期构思把年轻斗牛士放在中心，随后改以杰克·巴恩斯叙述巴黎侨居者的生活。现实中的同行者提供了材料，但人物、视角和结构经过重组；把杰克直接等同于作者，会遮蔽小说的加工过程。
作者、朋友与出版社的联系
出版途径也在写作中发生变化。1925年末至1926年元旦，海明威从奥地利施伦斯写信给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报告博尼与利弗赖特出版社拒绝《春潮》。按照他对原有优先出版权条款的理解，这使他可以另找出版者。他表示已经答应让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优先考虑自己的作品，请朋友帮助联系。
桑德森的书信集导论记载，海明威1926年二月到纽约落实转社；回到施伦斯后继续修订《太阳照常升起》，四月寄出打字稿。由此可见，小说并非旅途中写定就直接印行。跨大西洋的信件、稿件传递及编辑反馈，把私人写作变成了可以排印发行的出版项目。
一次建议如何改变开头
1926年六月，菲茨杰拉德读稿后寄来长信。他肯定小说后半部的力量，却认为开场混入太多随意的笑谈、人物履历和对读者卖弄的插话。他不只要求删字，还建议整段撤去不必要的场面，把约七千五百字的开头压缩到五千字左右。这是具体的同行编辑意见，而非笼统称赞。
海明威随后采取了更大的删改。在约九月七日的回信中，他说明已撤掉前面那一部分，让小说从罗伯特·科恩开始，并继续收紧文字。定稿开篇先讲科恩的拳击经历，而不是替整群人物预先作长篇解释。读者必须逐渐从杰克的观察和对话判断彼此关系；这一效果与出版前可追踪的改稿行动有关。
三部十九章中的战争余波
全书分三部十九章。第一部以巴黎为中心，记者杰克与英国女子布雷特相爱，却因杰克的战争创伤而难以结合。第二部移向西班牙：杰克与比尔在布尔格特钓鱼的平静，与潘普洛纳圣费尔明节的喧闹形成对照；科恩的嫉妒、布雷特与斗牛士罗梅罗的关系，使朋友之间的冲突爆发。第三部写节庆散场后的离开，以及杰克赴马德里回应布雷特的求助。
卷首并列格特鲁德·斯泰因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话与《传道书》关于世代更迭、自然循环的文字。两段题辞并不提供同一种答案。结尾，两人在出租车中想象原本可能拥有的幸福，杰克的回应又让想象停留在可能之中。作品的张力，来自日常行动仍在继续，而创伤和亲密关系不能轻易修复。
参考：[1]
首发之后的赞赏与分歧
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于1926年10月22日出版小说。十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书评》的匿名评论《Marital Tragedy》已细读其叙事方法：人物常常说出一层意思，却让读者感到另一层情绪；斗牛不仅提供高潮，也与叙述者不断面临危险的结构相照应。评论特别赞赏简练语言承载复杂感情的能力，说明早期接受并不只关注巴黎生活的奇闻。
反应也不是一致赞扬。琳达·瓦格纳－马丁汇集的同期评论显示，另一些评论者认为作品缺乏焦点，或怀疑人物生活值得如此重视。海明威在当年秋末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一面提到好评和再版广告，一面询问第二次印刷究竟有多少册。作者的期待、书商的订单和评论家的判断，是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
跨越美国初版的传播
英国出版者乔纳森·凯普与威廉·海涅曼都争取过这部小说，海明威最终选择凯普。1927年的英国版改题《Fiesta》，1928年的德文译本也使用这一名称。桑德森将这些版本放在作者作品跨国发行的过程中讨论：美国读者面对的圣经典故式书名，到了另一市场变成直接指向节庆的名称。
这条传播路径把写作、删改、版权洽谈、评论和翻译连在一起。小说确实取材于可辨认的地点与交游，但其持续可读之处还在于叙述组织：删去说明以后，战争如何留在身体与关系中，需要读者从行为和未明说的意思里辨认。理解作品，既要看出版时的历史环境，也要回到经过反复修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