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变失败后的写作
《我的奋斗》是阿道夫·希特勒将自我经历与纳粹政治主张结合的宣传著作。1923年11月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因叛国罪被判监禁，1924年在巴伐利亚兰茨贝格狱中开始写作。此时纳粹运动受挫，书稿既是重塑个人政治地位的工具，也被寄望于带来收入。把它看作普通回忆录，会遗漏其争夺领导权和传播极端主义的目的。
狱中条件相当宽松，支持者能够探访并供应材料。希特勒亲自撰写、打字，也得到鲁道夫·赫斯等人的协助；不能因此把作品的思想责任转移给助手。第二卷主要在1925至1926年于贝希特斯加登及上萨尔茨堡一带续写。
二、两卷的出版与版本差别
第一卷由纳粹党的弗朗茨·埃赫出版社于1925年7月推出，副题意为“一次清算”。第二卷副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市于1926年12月，但版权页标作1927年。因此，常见的“1925—1927年出版”包含版面年份，并不意味着第二卷到1927年才进入市场。
两卷最初各印一万册，每册售价十二帝国马克，价格限制了普及。第一卷首印数月内售出，第二卷需求较弱。1930年出现将两卷合为一册的“大众版”，后来广为流传的单册形态不能倒推为1925年首版的样貌。
三、自传外观与领袖塑造
第一卷从家庭、维也纳生活写到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党的早期活动，但章节也穿插战争宣传、德国战败及所谓种族问题。私人生活与政党历史被剪裁为一条通向政治领袖身份的道路。书中的“亲历”叙述并非天然可信的事实记录。
当代史研究所的校注尤其指出，这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自我叙事：挫败被改写为天命与磨炼，作者塑造自己为受误解而终于掌握真理的人。研究者需要用学籍、军旅和政治档案核对这些说法，而不能让作者的事后解释代替其思想实际形成的过程。
四、文本的政治内容
第二卷更集中讨论国家、公民身份、政党组织、冲锋队、宣传及外交。全书把反犹主义与种族等级观念当作解释社会的基础，散布犹太人操纵政治经济的虚假阴谋论，并将向东欧夺取所谓“生存空间”包装为民族目标。这些论述把剥夺他人权利与侵略扩张正当化，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书面载体。
章节安排也显示，其关切不限于表达仇恨，还包括如何把世界观转化为组织、领袖权威与群众动员。它为后来暴力政策提供了思想资源；解释具体迫害和战争决策时，仍须另行查考国家机构、执行命令与局势变化，不能以一本书取代整个纳粹统治史。
五、销量、赠书与实际阅读
该书的传播随纳粹党势力上升而扩大，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又获得国家宣传和机构采购的支持。出版社制作纪念版、盲文版及其他版本；1936年起婚姻登记机构向新婚夫妇赠送单册版，使书籍进入公共仪式和家庭空间。到纳粹统治结束前，印行量已逾一千二百万册。
不过，拥有、获赠与读完是三件事。布雷希特肯的研究引述美国占领区1946年调查：受访者中百分之七自称全部读过，另有百分之十六读过部分。战败后的回答环境可能影响自报结果，这组资料既不能代表所有德国人，也不支持“从来无人阅读”的简单说法。
六、战后的文献处理
1945年以后，盟军在清除纳粹宣传时将此书移出公共流通；巴伐利亚政府取得版权并长期限制再版。2015年底版权期限届满前后，问题转向如何让读者辨认文本中的谎言、借用和暴力逻辑，而不是把未经解释的宣传重新当作权威。
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所于2016年出版学术批判版，由哈特曼、福德迈尔、普勒金格与特佩尔共同编辑。它以早期印本为基础，用注释核查和拆解作者主张，使作品成为研究极端主义形成、传播与接受的史料，而非值得效法的政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