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利用倡议到多国章程
1957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冷战中把核技术合作与国际监督放进同一组织的尝试。1953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随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参与筹拟章程，苏联、印度等国也进入谈判。倡议出自美国，并不意味着最终机构只是美国援助计划的延伸。
1956年，各国在纽约议定章程；1957年7月29日，章程达到生效条件。法律上的成立与同年秋季实际建立机关，是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它既承诺促进核能对和平、健康和繁荣的贡献，也要求自身提供的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
维也纳的机关怎样组成
1957年10月，首次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决定总部设于这座城市，落实首届理事会、初期工作计划与预算，并任命美国人斯特林·科尔为首任总干事。先前负责筹备的委员会由此结束任务，常设秘书处开始接手日常工作。12月11日，科尔与奥地利外长利奥波德·菲格尔签署总部协定。
大会为成员国提供集体议事场所，理事会处理机构的重要决策，总干事领导专业人员执行工作。预算、项目和人事因此需要经过不同层次的审议，而不能仅凭一位科学家或一个出资国发令。设立总部及同东道国确定法律关系，也让会议决议有了可以持续运转的行政基础。
经费与培训承诺如何落地
经费安排区分机构行政开支与具体业务资源。章程规定行政预算由成员国分摊，并允许服务收费和自愿捐助。这种设计使拥有技术的国家既可出资，也可通过开放本国训练设施参与合作；但自愿认捐与实际可动用的资金不能混为一谈。
大会批准在资金具备时，于1958年为机构奖学金支出最多25万美元。同期还有另一条渠道：成员国提供全部或部分资助的培训名额。截至1958年6月底，此类名额共140个，包括苏联45个、美国20个。数字指已经提出的培训机会，并不等于全部学员已经抵达或完成学习。
第一批工作从人员和规则入手
培训计划要求成员国提名候选人，由机构协调接收单位与学习安排。这样，合作的对象不仅是设备或核燃料，也包括能在本国继续工作的专业人员。它把各国已有的研究能力连接起来，减少新成员单独寻找技术伙伴的困难。
安全出版物是另一项可见成果。1958年，机构发行《放射性同位素的安全操作》，列为《安全丛书》第一号，由国际专家讨论形成。手册把原本分散的防护经验转化为共同参照，随后仍须修订。这项工作说明，推广技术与建立安全要求在起步时就并行存在；
合作背后的检查与主权分歧
章程为保障监督提供了依据，包括有关记录、报告、检查以及不遵守义务时的处理程序。不过，这些权力要在章程和具体协定授权范围内实施，并非机构成立后就能随时检查任何国家的全部设施。接受技术帮助与接受监督之间的关系，正是谈判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威廉·伯尔编辑公布的外交档案显示，美国坚持监督检查的重要性，印度和苏联则对制度的平等性、权限和政治后果提出异议。各国愿意支持和平用途，却不因此放弃安全考量。成立机构只是搭建处理分歧的场所，远非分歧已经消失。
1957年留下的制度起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早期作用，可以从会议、预算、培训和安全出版物这些具体环节观察：国家提交需求和资源，专业人员把它们编成计划，理事会与大会再给予授权。机构的实际能力依赖成员国合作，也受经费、技术差距和政治关系限制。
后来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联系的更广泛保障制度，属于继续发展的历史，不能完整倒写进1957年。创设阶段的重要性，在于形成一种长期安排：和平利用的承诺需要专业服务支持，技术交换又须面对监督与信任问题。这种双重任务，塑造了机构此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