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体育交流变为持续计划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国际奥委会，产生于1894年巴黎国际体育会议。皮埃尔·德·顾拜旦先前考察英美体育教育，也接触了英国温洛克运动会。1892年他公开倡议恢复奥运会，未立即形成行动，随后借讨论业余资格的会议推动计划。
顾拜旦1896年的文章说明了他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各国规则不同，连谁属于业余运动员都存在争论，一个国家也很难把自己的惯例强加给其他国家。因此，他主张通过轮流举办国际比赛，使运动员反复相遇、逐步作出让步。这是参与者自己的政策说明，不能直接当作各国已经接受同一套规则的证明。
会议决定与委员会成形
索邦会议于1894年6月讨论恢复奥运会及参赛资格，确定1896年雅典、1900年巴黎的举办次序。顾拜旦1900年回顾时强调，赛事应在不同城市举行，借变化的环境吸引运动员和观众，而不是每次复制一座古代竞技场。
研究者克卢格区分了会议闭幕与组织实际成形：6月23日大会接受有关建议，委员会数日后才在维凯拉斯的巴黎住处组织起来。维凯拉斯任主席，顾拜旦任秘书长，卡洛负责财务。由此看，创立纪念日概括了会议成果，不宜进一步想象当天已经具备常设机关、充足预算和成熟的办赛程序。
国际联络与地方筹备的分工
这个国际组织初期依靠的是跨国个人网络。按克卢格所查资料，委员会名义地址借用法国体育组织的办公室，实际工作中心在顾拜旦家中，并由他承担开支。成立不等于立即拥有独立办公大楼和各国政府缴纳的稳定经费。
顾拜旦在1900年列举斯隆、巴尔克等委员，并说当时约有二十人；这个数字不能移作1894年创始成员人数。他把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概括为推动赛事和选择举办国，再由当地委员会承担直接筹备，国际方面提供海外联络和声援。雅典组委会由王储任命、主持，巴黎1900年的机构则由法国政府委任，地方组织并非统一复制的行政分支。
雅典怎样筹得场地与经费
第一次举办地确定之后，经费仍是现实障碍。顾拜旦1896年的记述说，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怀疑雅典缺乏设施、运动员和负担赛事的财力。不能把会议上的原则决定写成希腊政府已承诺支付全部费用。
王储康斯坦丁组织委员会，以宫殿为工作地点，由雅典前市长菲勒蒙任秘书长，并向社会募款。捐助不仅来自希腊本土，还来自伦敦、马赛、君士坦丁堡等地的希腊社群。亚历山大的阿韦罗夫提供了修复泛雅典娜体育场的重要捐赠。顾拜旦同时承认工程来不及全部完成，部分座位仍以涂漆木材代替大理石；赞助解决了关键条件，却不意味着场馆已经恢复所有古代装饰。
参考：[2]
把邀请变成真正参赛
场地筹备与海外招募同时进行。斯隆在美国、巴尔克在瑞典、凯梅尼在匈牙利等人联系运动员和体育组织。他们面对的不是自动到来的国家代表团：旅途费用、假期长短以及担心比赛失败，都可能使俱乐部不愿派人。顾拜旦还记录了部分体操组织对现代竞技项目的抵触，以及德国舆论对赛事是否偏向法国和希腊的疑虑。
1896年4月6日，雅典赛事开幕。其组织意义不仅是举行庆典，而是地方委员会的场馆、筹资与赛务，同国际委员的邀请和沟通终于衔接起来。顾拜旦的报道带有明显的自我辩护与赞颂色彩，适合用来追踪他列举的具体工作，不宜把文中的成功宣言当作没有争议的客观结论。
参考：[2]
轮办留下的协商空间
雅典之后，维凯拉斯卸任，顾拜旦接任主席，巴黎成为下一站。他在1900年解释，世界博览会已有大量公共娱乐，体育组织可以集中处理竞赛；马球、击剑、田径等项目，又分别依靠熟悉本项目的俱乐部和协会筹办。共同框架的运行仍需许多地方团体提供实际能力。
统一资格也没有一次解决。顾拜旦在同篇文章中坦言，巴黎为职业运动员另设比赛，虽然要求同业余选手分开，却不符合他原本偏好的纯业余制度。早期国际奥委会的作用，应从选择举办地、联系人员、协调不同组织这些可见行动理解。其持续性是在不同地方条件和规则争议中形成的，不能把后来完整的奥林匹克制度全部前移到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