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畔的战略目标
斯大林格勒战役通常以1942年7月17日为起点，至1943年2月2日结束，战场包括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域，以及斯大林格勒市区，即今天的伏尔加格勒。1942年德军把主要进攻力量投向苏联南部，企图夺取高加索石油并破坏苏联战争经济。斯大林格勒作为伏尔加河畔的工业与交通中心，被纳入这一战略。
希特勒将南方集团军群分为两路：A集团军群趋向高加索，B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推进。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指挥的第六集团军成为攻城主力，轴心国盟军承担侧翼防守。同时争取相距遥远的目标，使兵力、运输和补给承受更大压力；城市争夺又逐渐变为领导层不愿放弃的政治目标。
从外围推进到废墟争夺
1942年8月23日，德军装甲先头部队推进至伏尔加河，空袭重创市区。9月，瓦西里·崔可夫接掌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依托城内阵地和来自河对岸的兵员物资，抵抗德军进攻。工厂、街道和建筑物成为反复争夺的战场，废墟也被转化为防御空间。
战役并非德军顺利前进直到进入城区才受阻。9月初，苏军外围反击虽付出很大代价，仍迫使保卢斯分散力量并推迟攻城部署。进入厂房和街区后，双方贴近作战，使德军难以充分发挥航空火力。至11月，德军控制大片城区，却未能把苏军全部赶过伏尔加河。
参考：[1]
苏军把反击移向侧翼
决定性的变化来自城市以外。1942年11月19日，苏军开始“天王星”反攻，从德军突出部两侧发起钳形攻势，重点突破罗马尼亚军等部队防守的侧翼。数日内形成包围圈，第六集团军和部分其他轴心国部队被困，失去与后方的地面联系。
反攻依靠预备部队、铁路运输、隐蔽集结和战役协调。指挥制度也在调整：1942年10月9日，苏联颁布法令取消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的双重指挥，将军事指挥责任集中到指挥员。但政治副职、党组织及军事委员会仍然存在，不能把这一变化解释为军队脱离政治控制。组织与补给能力同严冬和士气一样，是理解战局的重要因素。
参考：[1]
补给失败与分批投降
希特勒坚持固守，德国空军又无法持续运入所需物资。1942年12月，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组织解围，救援部队推进到梅什科瓦河附近后受阻。曼施泰因提出的突围方案未获希特勒批准，包围圈内的燃料、粮食和行动能力继续下降，饥饿、寒冷、伤病与战斗损失相互加剧。
1943年1月，苏军将包围圈进一步分割。保卢斯及南部残部于1月31日投降，北部残余部队于2月2日停止抵抗。苏方战果统计称俘获约九万一千人。保卢斯投降日与战役终结日因此应加以区分；同样，被俘人数只是损失的一部分，不能直接当作双方伤亡总额。
参考：[1]
平民、工业与城市治理
战场始终不是空城。维持军工生产的要求，使工人与家属疏散受到限制，涌入的难民又增加安置压力。居民参加防御工事劳动，部分工厂在战斗逼近时仍继续生产。空袭和炮火破坏住宅与供水设施，留城者躲入地下室，在伏尔加河边或水井寻找饮水，以物易物维持生活。
对德军占领地区的档案研究表明，占领当局征用粮食、财物和劳动力，并强迫居民迁离。1942年10月，部分市区居民被驱往顿河卡拉奇及下奇尔一带；来自工厂居民区的人还被送进转运营，其中有人被运往德国劳动。战斗不仅摧毁工业与住房，也拆散家庭、改变人口分布。城市恢复因而涉及公共设施与生活秩序，不能只以军事收复代表社会已经复原。
东线转折及其限度
第六集团军的覆灭改变了南部战场形势，也打击德国公众对胜利的信心。纳粹政权在1943年初以英雄牺牲解释失败，戈林甚至借温泉关战役作比，但宣传未能完全消除民众疑虑。军事败局与国内政治语言由此相互作用。
斯大林格勒并非战争立即结束的时刻，苏军仍须进行后续战役。其重要性在于，德国1942年的南部攻势未能实现目标，苏军则在维持城市防御的同时组织大规模合围。评价这一转折，既要看到指挥、兵力与交通条件，也要看到普通居民的流离失所，以及军事胜利之后仍须面对的社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