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城外的两条战线
奉天即今沈阳。1905年初，日俄两军在城南沙河一带对峙，铁路则贯穿俄军后方，连接奉天与北面的铁岭。俄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既要守住正面阵地，又须保障北撤和补给的通道；日军的进攻逐渐把争夺重点从南面的工事推向城市两侧。
2月下旬，俄军东侧首先受到压力。库罗帕特金在战后著作中记述，自己陆续向左翼增援，得知日军第十一师团出现时，还误判乃木希典所部可能正在东面。等到2月28日西侧发现大股日军，俄军已须重新调动预备队。情报判断和兵力转移之间的时间差，为西面迂回创造了条件。
参考：[1]
西侧迂回与迟缓的反击
乃木部经新民屯方向绕向奉天西北，奥保巩所部也在西面施压。俄军右翼第二集团军由考尔巴尔斯指挥，承担阻止日军切入后方的任务。3月初，沙岭堡等地反复交战，俄军虽组织反击，却未能把分散到达的部队及时集中起来。
库罗帕特金将失败的重要原因归于考尔巴尔斯的侦察、部署和执行命令问题。这是败军统帅事后的解释，带有责任分配的立场；但他记录的反复调兵、命令变更与部队抵达延误，具体呈现了俄军在长战线上协调各部的困难。日军迂回持续推进，奉天北面的铁路和道路遂成为危险地带。
3月10日的撤退与占城
3月7日，俄军开始安排东面和中央部队撤向奉天、浑河附近。9日沙尘大作，部队观察与行进更加困难；当晚库罗帕特金决定全军向北退却。10日，士兵、车辆和辎重挤向有限的道路，日军又从两侧逼近。后卫继续抵抗，部分俄军冲出包围，另一些部队则被俘或失散。
城内行医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记下了另一种时间表：10日清晨，日军炮火从近处掠过；上午日军进入奉天，下午仍有未及撤走的俄军试图从东门突围。战斗随后转向城北。俄军主力退往铁岭，之后继续后撤，日军取得奉天，退到城外的俄军则继续向北转移。
城市已经背负数月的难民危机
会战发生前，辽阳、沙河等战事已把周边乡村人口不断推入奉天。克里斯蒂记述，1904年秋冬，逃难者寄居寺庙、街檐和临时收容所，房租上涨，地方官府曾限制每间房的租价。俄军征用车辆又妨碍运粮，官府须与军方交涉，为北方运粮、运燃料的车辆取得通行许可。
到1905年第一季度，克里斯蒂所属救济机构供养逾万人，他记载官府照管的人数更多。上海方面提供经费和医药物资，奉天官府代表参加救济协调。3月会战又使新民屯方向的邮路中断，更多村民离家入城。军队争夺交通线时，普通居民面对的却是粮价、住所和亲人能否获救的现实问题。
参考：[2]
炮声停止后的伤害
奉天医院在战斗中接收平民和双方伤兵。城外被遗弃的军用物资吸引居民拾取，其中混有未爆炮弹、手榴弹等危险物。克里斯蒂记述，有人把弹药带回家拆解，儿童也因玩弄爆炸物受伤；恢复耕作后，犁锄触及埋藏弹药，又造成新的伤亡。
这些事故在战后数月乃至更久仍然发生。对农户来说，军队离去并不等于田地立即恢复安全；对城市医疗机构来说，会战的负担也没有随3月10日的占领更替而结束。
参考：[2]
胜负之后的铁路权益
奉天失守后，战争仍持续了数月。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规定，除辽东租借地外，两国撤军并恢复中国对有关地区的行政管理；同时，俄国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权益及长春至旅顺铁路和相关权益转给日本，条文明确要求取得中国政府同意。
这套安排使战场上争夺的交通走廊成为战后权益重新分配的对象。奉天会战所改变的是东北军事控制与力量关系，随后的条约则把部分变化落实到租借和铁路制度上，中国地方社会仍须承担恢复交通、安置人口与重建生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