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环境与中断
《审判》是布拉格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留下的未完成长篇。主要写作发生在1914年8月至1915年初，早于1925年的首次成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与菲莉丝·鲍尔婚约破裂，构成写作时期的重要环境；不过，不能把小说每个情节都机械对应到作者私生活。
埃斯彭·哈默的研究指出，卡夫卡初写时颇为振奋，随后在1914年末难以推进，终于搁置作品。因此，稿本的断裂并非作者为后人设计好的开放式成品。它既有开头与结尾，也保留了未充分接合的中间部分，创作停止和故事结束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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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怎样成为章序
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的手稿展说明显示，小说文字来自十本不同笔记本，后来被拆成单页，归入十六个稿件单元。作者不是从第一章顺写到末章，而是让不同场景在多个书写空间中发展。纸张组合因而成为研究叙事形成的重要证据。
这些单元有标题，却没有一套可以毫无争议地恢复的完整章序。手稿所显示的书写先后，也未必就是主人公经历的先后。编辑需要作出排列选择，读者面对的纸本小说则容易把这种选择当成作者已确定的结构；两者的差距是《审判》版本史的核心问题。
指控不明的叙事
小说开头，银行职员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被告知遭逮捕，却仍可继续上班。他试图弄清指控，走入出租屋内的审讯场所、闷热的法院办公室，以及律师和画家的关系网络。每一次寻求帮助都扩大了案件对其生活的占据，明确的罪名却始终不出现。
在大教堂，神父讲述一个乡下人长期等候进入法律之门的故事，并与K.争论它的意义。解释越繁复，获得确定答案的希望越小。到三十一岁生日前夕，两名男子把K.带往城外采石场杀死。叙述保持冷静，使熟悉的职业生活与无法核实的司法权威并置。
参考：[1]
遗稿出版与编者介入
卡夫卡1924年去世后，马克斯·布罗德没有执行销毁遗稿的要求，而是推动出版。1925年柏林铁匠出版社刊行《审判》，封面设计者为格奥尔格·萨尔特。书中后记既交代遗稿来源，也公开说明出版决定，因此读者从一开始就能知道这不是作者亲自定稿付印的小说。
布罗德承认章序依赖自己的判断与听作者朗读的记忆，并将若干未完成部分留待以后发表。他认为现有完整章节足以呈现作品价值。保留稿件使小说得以流传，但删取、排序以及这篇辩护性的后记，也共同塑造了第一代读者所见的卡夫卡。
早期评论中的分歧
早期读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编辑问题。1926年3月9日，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以彼得·潘特为笔名在《世界舞台》发表评论。他赞赏小说把逼真的日常细节与恐怖的不确定性结合，却不同意布罗德关于残缺不易察觉的判断，认为结尾与前章衔接显得突然。
图霍尔斯基还向布罗德询问解释，并在评论中刊出后者把案件理解为人与自身良心之间审理的答复。评论者同时反对把作品压缩为单纯司法讽刺或一句梦境说明。这份当时的材料显示，作品很快引发多种理解，编者并未获得垄断其意义的地位。
参考：[5]
装帧、翻译与后续阅读
据文本批评研究者彼得·施滕格勒考证，1925年初版印三千册，提供不同装帧。这里的数量是印制规模，不等于当年实际售出，更不能直接证明大众已普遍熟悉卡夫卡。作品随后通过译者与各国出版社进入新的读者群。
摩根图书馆保存的1937年伦敦版《The Trial》，明确署名薇拉·缪尔和埃德温·缪尔翻译、维克托·戈兰茨出版。翻译传播继承了既有编辑本的结构；后来校勘研究重返手稿，又让删取和章序成为讨论对象。《审判》的影响因此既来自情节与语言，也来自遗稿保存、编辑、书评和跨语言出版这些实际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