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战场上的联合军队
1410年7月15日，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与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的军队，在普鲁士击败条顿骑士团。波兰语称格伦瓦德，德语称坦能堡，立陶宛语称扎尔吉里斯，几个名称指向同一场战役。它属于1409至1411年的战争，战场胜利与后来结束战争的安排，需要分开考察。
双方都不是成分单一的军队。立陶宛一方还有鲁塞尼亚与鞑靼部队；骑士团除身穿团服的骑士兄弟，也使用外来参战者、雇佣兵及普鲁士城市提供的队伍。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金根兼具军事统帅与领地治理者的身份，因此核心人员的伤亡会同时冲击战斗指挥和行政运作。
撤退、追击与骑士团败局
战役叙述的关键分歧，是维陶塔斯部队的撤退意味着什么。埃克达尔比较的早期《冲突编年史》称，交战后立陶宛人退却，部分骑士团军队脱离旗队追赶，追击者随后反被击退，回归本阵时又受到波兰部队阻截。这个过程把一时的前进转成队形失序。
约翰·冯·波西尔格编年史的续写者也记述立陶宛部队先退、波兰人投入支援，以及后续立陶宛人与波兰方面的雇佣兵、外来参战者共同打击大团长所率部队。埃克达尔据此反对把胜利描述为波兰军单独完成。大团长战死、骑士团军队败北是明确结果，各队具体转向及人数却不能仅凭后世图示确定。
一封警告追击风险的信
1962年夏，埃克达尔在哥廷根整理骑士团档案时注意到一封无署名、无日期的军务建议信，翌年发表研究。信件现编为骑士团书信档案第2024号。作者提醒大团长：敌人可能让一两个旗队退走，引诱追兵打乱阵形，类似事情曾发生在那场“大战”中。
信中要求将领约束部下，观察逃退者后方的敌阵，再决定行动；甚至二三十人的追击，也可能使更大的阵列瓦解。埃克达尔把它作为部分立陶宛部队佯退的证据。由于来信人的身份、写作日期及是否亲历战场仍未确定，这不能被扩展为全军每一次撤退都按预定计划执行的证明。
人员损失与马尔堡的保存
耶尼希的人员研究指出，马斯特里赫特骑士团修院的纪念簿记有203名骑士兄弟阵亡；这不是双方全部士兵死亡的总数。在他考察的32名高级职位持有者中，21人死亡，约占三分之二。大团长之外，资深军事、财政和地方行政负责人同时损失，使熟悉事务的继任者难以补足。
波兰—立陶宛军随后围攻骑士团总部马尔堡，但数周后未能攻下而撤走。海因里希·冯·普劳恩组织守城，并于1410年11月9日的选举会议上接掌大团长职务。骑士团政权由此延续，却不得不提拔经历较浅的成员填补空缺；一日战败留下了持续的治理成本。
参考：[3]
和约条文与尚未解决的矛盾
1411年2月1日，双方达成第一次托伦和约。斯韦达的研究区分了当日的预备文书与随后交换的正式文本。和约被设计为没有期限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又一次短暂停战；其第十三条安排双方各派六名成员组成混合仲裁机构，意见不能统一时由教皇裁断。
但1411年9月的首次仲裁会议已经出现严重争执。波兰代表提出战争开始前多年的土地、磨坊与池塘纠纷，双方又互相指责违反条约。会议未能消除紧张，骑士团随后加强边境城堡的兵力。因此，格伦瓦德改变了力量关系，却没有自动解决所有领地权利与政治诉求。
参考：[4]
城市承担的代价与参与政治
普鲁士城市既供应士兵，也承受战后财政要求。坦德茨基指出，1411年以后小城市相对于自身经济能力所受的财政负担加重，在整体经济危机中，市场和手工业功能受到削弱；并非所有城市都以同一种方式从骑士团衰弱中获益。
与此同时，征税需要取得支持，也为较小城市进入领地政治创造了空间。其代表在1411年的奥斯特鲁达会议出现，随后参加其他集会；1412年埃尔布隆格成立的领地议事机构中，又有布罗德尼察、新托伦等城的市民。战役的长期影响因此不仅是边界问题，也涉及谁为战争付款、谁能够参与决定公共事务。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