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和约与太平洋安全相连
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通常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英文名称的缩写称为ANZUS。它在1951年谈成，背景包括朝鲜战争、美国筹划结束对日占领，以及澳新两国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担忧。三国愿意合作，却不意味着它们对威胁、兵力使用和英国地位已有完全相同的判断。
1951年2月16日堪培拉会谈记录显示，澳大利亚外长珀西·斯彭德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不限制日本重新武装，澳方需要相应安全安排。新西兰外长弗雷德里克·多伊奇同样希望对日和平与安全保证并行。杜勒斯则认为，驻军及经济联系比惩罚性条约限制更有利于使日本留在美国一方。这是当时各方政策的陈述，并非后来情势必然发展的预言。
三边形式不是唯一备选
会谈曾考虑多个双边安排、包含菲律宾的组合，以及更广的太平洋条约。英国对部分设想表示反对，澳新也不愿承担无法履行的额外义务。斯彭德尤其希望取得经常磋商的地位，而非只在战争发生时提供部队；多伊奇则顾虑太平洋承诺与英联邦中东防务之间的资源分配。
安德鲁·凯利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澳新最初并非步调完全一致：新西兰一度更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声明，澳大利亚坚持正式条约。两国外长后来决定共同争取三边安排。澳方人员拉尔夫·哈里参考已有条约起草文本，杜勒斯再就承诺范围提出修改。谈判形成的草案仍须交各政府审议，不能把二月磋商结束等同于条约已经生效。
签署、批准和生效分属不同阶段
1951年9月1日，三国代表在旧金山普雷西迪奥签署条约。斯彭德和卡尔·贝伦森分别代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美国签署者包括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杜勒斯，以及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和约翰·斯帕克曼。这里的杜勒斯当时并非美国国务卿。
第九条规定，各方须依本国宪法程序批准，并将批准书交存澳大利亚政府。美国参议院于1952年3月20日同意批准，杜鲁门总统四月十五日签署批准文书；他当天的声明明确指出，相关安全条约还须按各自条款交存或交换批准书。《联合国条约集》记载，批准书的交存条件于1952年4月29日满足，ANZUS于当日生效。签署仪式与法律程序之间相隔近八个月。
共同应对不等于预先决定参战方式
第一、二条把和平解决争端与持续自助、互助相连，要求维持抵御武装攻击的能力。第三条规定，当一方认为任何缔约方在太平洋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各方共同磋商。第四条进一步处理武装攻击：各方承认它会危及自身和平与安全，并按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付共同危险。
条文没有预先指定出兵规模、作战计划或统一指挥官，也不能把磋商自动等同于宣战。第五条涵盖缔约国本土、在太平洋管辖的岛屿，以及该区域内的武装部队、公务船舶和飞机。采取的措施须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在安理会采取维持和平所需措施时终止；第六条同时保留《联合国宪章》下的权利与义务。
参考：[1]
先把定期磋商组织起来
第七条设立由外长或其副职组成的理事会，负责条约实施。1952年8月4日，首次理事会会议在夏威夷卡内奥赫开幕，澳方由理查德·凯西、新方由克利夫顿·韦布、美方由艾奇逊率团。与会者同意采用ANZUS名称，避免把三国安排表述成代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组织。
会议讨论每年举行外长级会议、地点轮换以及必要时增加会议，并继续利用已有外交渠道处理日常事务。澳方希望借此了解影响本国安全的国际决策；理事会也可讨论条约第八条规定的对外磋商联系。建立会议机制为交换意见提供了场所，但并未消除各国对共享军事信息范围的分歧。
军事联系采取较精简的安排
八月六日的讨论集中暴露了这种分歧。凯西希望直接接触五角大楼的规划，因为澳大利亚必须决定把有限兵力准备给中东还是东南亚。新西兰也不愿只在计划完成后收到文件。艾奇逊则强调美国太平洋司令阿瑟·雷德福的作用，不接受澳新所设想的直接进入美国最高层规划机制的安排。
最后接受的办法，是每国向理事会派一名军事代表，定期会晤并提出军事合作建议；有关建议先由各自参谋长机关批准，再交理事会。各国可在其他代表的办公室派少量联络军官，并尽量使用现成渠道。这是能够逐步运作的联系制度，并非成立一个拥有三国部队指挥权的联合统帅部。
参考：[4]
从条款转向任务和记录
1952年9月22日至25日，三国军事代表在珍珠港举行首次会议，雷德福主持，澳大利亚的罗威尔与新西兰的金特里参加。通过的程序要求保存议事记录，但不作逐字记录；技术顾问可组成工作小组，会议地点在珍珠港、墨尔本与惠灵顿之间轮换。联络军官暂按需要派遣，而非必须常驻。
会议确定研究东南亚军事形势、编制战略估计和提出可能行动方案，并安排参谋人员接续工作。确定任务不等于这些方案当场完成，更不等于各政府已授权实施军事行动。ANZUS早期落实的主要成果，是把安全保证转成理事会、军事代表、建议审批与信息交换程序；其作用仍取决于三国愿意共享什么、批准什么，以及如何协调各自的其他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