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的私人写作
玛格丽特·米切尔曾在《亚特兰大日报》工作。《飘》的主要写作发生于1926年至1929年，这一点见于她1936年6月22日致书商艾丽斯·戴维斯的信。她说自己没有积极寻求出版，稿本也未整齐誊清；麦克米伦公司的哈罗德·莱瑟姆1935年到亚特兰大时接触并买下了稿子。西部读者的好评使她意外，因为她原以为浓厚的南方背景会限制读者范围。
文学史家达登·阿斯伯里·派伦把这段写作放在女性职业与家庭角色的张力中考察。米切尔离开报社后，把私人生活空间变为持续创作的场所；她曾向接替自己报社职位的友人表示，要写一部让女性在地方历史中重新占有位置的小说。
从塔拉庄园到战后城市
小说分为五部，以斯嘉丽·奥哈拉为中心。开篇是1861年春天的佐治亚州塔拉庄园：年轻人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斯嘉丽首先关心的却是爱情和社交。随后，亚特兰大的战时生活、撤退、家园贫困与重建时期的经营活动接续展开，私人欲望被不断推入社会灾变之中。
斯嘉丽对艾希礼的迷恋，与梅兰妮的忠诚、瑞德·巴特勒的现实判断形成交错关系。克罗嫩伯格在当时的评论中，已把作品看作置于巨大社会背景下的人物生涯叙事。战争通过病房、家庭和生计改变人物，日常经验由此承担了长篇的历史分量。
财产、婚姻与生存的代价
塔拉的税款与家人的口粮，使斯嘉丽把金钱当作安全保障。经营木材生意让她越出南方淑女的行为规范，却没有使她摆脱伤害他人的能力。小说写到她采用囚犯劳工，也安排阿奇指责这种制度的虐待与死亡，暴露了求生欲望转为逐利之后的伦理代价。
结尾梅兰妮的死亡让斯嘉丽认清自己对她的依赖；瑞德的离去又使获得财富与获得幸福之间的裂缝显露。回塔拉重新设想未来的打算，留下的是人物继续行动的意志，而不是已经兑现的和解。
参考：[1]
印刷、书店与电影权
1936年的传播可以从麦克米伦出版新闻稿具体观察。6月19日的稿件宣布作品获选每月一书俱乐部七月书目；7月13日称第六次印刷使累计印数达到14万册。这里的数字是出版社所报印量，不能直接当作读者购买册数。
8月的宣传又把生产规模变成新闻：两家印刷厂采取三班工作，两家装订厂配合处理书页。7月15日，出版社宣布电影改编权售予塞尔兹尼克国际影片公司。书店订货、读书俱乐部和影视交易在小说出版之初便已联动，其影响不能仅以多年后影片的知名度倒推。
参考：[4]
赞赏与批评同时出现
1936年7月4日《纽约客》的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称赞米切尔制造悬念和延续阅读兴趣的能力，也指出作品密集的情节剧效果，肯定梅兰妮这个善良人物的感染力。这种热情并不等于把小说当作准确的战争史。
同年9月16日，马尔科姆·考利在《新共和》批评作品集中复现种植园传说：忠顺的黑人仆人、受难的白人妇女，以及被赋予骑士气概的三K党。他同时承认其叙事能够激发强烈情感。种族政治与文学吸引力的冲突，在作品问世当年已进入公开讨论。
女性书写与历史记忆
派伦1985年的研究重新追问早期评论如何看待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他指出，一些批评把小说的女性视角与浅薄趣味相连，忽略米切尔从少年创作起便反复处理的性别角色、行动自由和社会约束。
这一研究方向并不要求接受小说对南方社会的全部描述。把斯嘉丽的经营能力、梅兰妮的关系支持及人物所受规范并置，可以理解作品为何提供了多种认同入口；再与考利的同期批评互读，则能看到畅销小说既讲述个人求生，也参与塑造带有选择和偏见的公共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