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之后的议和任务
《马关条约》是1894至1895年中日战争的议和条约，日文称《下关条约》。随着清军在辽东和威海卫失利，清廷转向求和；此前张荫桓、邵友濂赴日的使团，曾因日方认为授权不足而未能推进谈判。1895年3月，李鸿章率团抵达日本下关，李经方参加使团，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担任顾问。
日方代表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3月20日开始会谈后，停战条件首先成为争点。24日，李鸿章在会谈后遭枪击受伤，谈判仍继续；30日订立的停战安排适用于奉天、直隶和山东，并非立即停止所有战区的行动。军事压力与外交交涉始终并行。
参考：[3]
签字、批准与生效
双方全权代表于1895年4月17日在下关签订条约。序言列出李鸿章、李经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身份与授权；第十一款则要求两国皇帝批准，并指定在烟台交换批准书。代表签字并不等于批准手续已经完成。
批准书于5月8日在烟台交换，条约据此生效。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翌日致国务卿格雷沙姆的电报，报告交换已完成，同时提到日本同意不永久占据辽东。第十款把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与换约相联系，而赔款、撤军和台湾交接各有后续期限，不能合并成同一天完成的事实。
朝鲜、割地与居民选择
第一款要求清朝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终止与此不相容的朝贡及礼仪关系。这一条处理的是清朝对朝鲜的关系，条约没有把朝鲜列为割给日本的领土。第二款的割让对象为奉天南部划定地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并包括有关公共设施。
第三款规定对奉天南部边界进行实地勘定，第五款另定台湾交接办法：换约后派员办理，两个月内完成。割让地区居民获两年期限出售产业并迁出；期满未迁者可由日方视为日本臣民。领土条款因此也涉及居民身份、财产处置与行政接收，影响并不限于地图上的线条。
参考：[1]
赔款从银两数额变成跨国支付
第四款规定战争赔款二亿库平两，原定分八次支付，前两次各五千万两；三年内全部付清可免利息。第八款以日军暂占威海卫作为履约保证，并将撤军与赔款及通商条约的落实联系起来。威海卫在这里是担保性占领地，与第二款永久割让的地区性质不同。
实际付款还须解决币种和结算。松方正义的财政报告记载，双方1895年10月另议以英镑在伦敦支付；其收款表列明，战争赔款在1898年5月7日付清，已付利息依提前清偿条件抵作本金。清政府为筹款向外国金融机构借债，以海关等收入担保。条约中的银两数目由此变成持续多年的债务与收入安排。
辽东条款被另约改写
割让辽东引起俄国、法国和德国干涉，日本随后接受交还要求。不过，外交上的退让仍需新的书面手续。1895年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的条约，将原先割让的奉天南部地区归还中国。
新约要求中国另付三千万库平两，日军在这笔款项支付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并取消原和约的相关勘界安排。松方报告的账表记载，赎辽款于11月16日收讫。这三千万两不是原来二亿战争赔款中的一期，也不意味着台湾和澎湖的割让同时撤销。
台湾交接与实际占领并不同步
台湾方面，书面割让没有自动带来平静接收。当地官绅组织台湾民主国，拒绝接受割让；日本则以军事行动取得控制。李经方1895年6月2日在基隆外海的日方军舰上办理正式交接时，岛内的战争和抵抗仍未结束。
日军此后占领台北并向南推进，至10月进入台南。外交移交、军队控制和地方社会的接受，因而是三个不同层面。把5月条约生效或6月交接说成全岛当即停止抵抗，会抹去其后数月的战事，也会误解割地条款的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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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条款在后续争议中落实
第六款规定增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允许日本臣民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业、输入机器，并扩充日本轮船航行的水道范围。双方还须另订通商行船条约，具体权利要通过新的制度安排落实。
1897年的美国外交文书保存了一例后续争议：杭州的美国保险公司能否在划定居留地之外设办事处。谢尔曼据法律顾问意见，未支持无条件扩大居留权，并将1895年和约与1896年通商条约合并解释。赔款的运用也产生后效；希尔茨研究指出，日本的英镑收入、军备扩张和金本位安排相互关联。马关议和结束了一场战争，却开启了新的财政、领土与通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