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交汇处的边防重镇
贝尔格莱德控制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从此出发的袭扰威胁奥斯曼交通和补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意夺城,1455至1456年冬开始备办火炮、粮食、牲畜以及随军磨坊和烤炉。
守城一方并非一支来源单一的军队。匈雅提·亚诺什与匈牙利贵族组织兵力,方济各会修士卡皮斯特拉诺的约翰通过布道招募十字军;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也提供援助。军事组织、贵族关系与宗教动员共同支撑了防御。
布道动员与城墙修补
卡皮斯特拉诺于1455年到达匈牙利,起初同时推动宗教改革与反奥斯曼活动,1456年二月以后把主要精力转向十字军。边境地区存在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冲突;共同参战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歧已经消失。卡皮斯特拉诺此前曾要求压制东正教、推动改宗,匈牙利贵族却未普遍采纳他的严厉主张;与东正教塞尔维亚统治者的合作尤其牵涉现实政治。修士的鼓动,也把不少装备薄弱的乡村居民带入战场。
要塞陆侧有双重城墙和深沟。奥斯曼炮击破墙,守军用石块、土和木材封补,并向内另挖沟障,在战斗中重新布置防线。
先争河道,再战城内
封锁水路威胁城堡的外援。匈雅提的船队迫使奥斯曼舰队让出河道,在陆上决战之前打破水上封锁。
匈雅提在7月23日致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塞奇的信中报告,敌军从21日傍晚开始强攻,战斗持续整夜,延至22日中午;守军两度在城内交战,随后冲出城堡,继续作战至晚间。他于次日给匈牙利宫廷伯加赖的信,保留了基本相同的叙述。
撤围并未留下完好的堡垒
这两封早期战报记载了奥斯曼撤退、守军夺取火炮以及舰船被焚等情形,也坦承己方有人负伤和阵亡。匈雅提反复强调城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不知下一步应如何处置。对驻军来说,赶走围攻者之后,恢复防御能力仍是迫切的问题。
胜利者的战报也带有动员意味:匈雅提把敌军损失写得极重,借此鼓励继续进攻。拉丁文与奥斯曼记述对城外战事亦有分歧,后者还记载苏丹保卫营地的局部战果。撤围可以确认,战报中的歼敌说法却不能直接作为兵力统计。
疫病和指挥者的死亡
捷报传播时,贝尔格莱德及对岸泽蒙的十字军营地出现疫病。匈雅提于8月11日去世;卡皮斯特拉诺在17日致教皇的信中明确把他的死归于瘟疫。到夏末,十字军已经解散,继续扩大战果所需的兵力和领导力量受到削弱。
伊戈尔·斯塔梅诺维奇比较书信和编年史后指出,颂扬胜利及圣德的文字常淡化疫病,把死亡归为劳累或笼统的疾病。军队分散可能促进了传播,但现存记录不足以据此计算城中平民死亡总数,也不能把整个中东欧的疫情都归因于这次战役。
参考:[4]
庆贺背后的外交计算
威尼斯没有直接参战,却密切接收战报。1454年与奥斯曼订立的和平,以及维持东方贸易的利益,使共和国不愿在可靠联盟形成前轻率开战。1456年8月12日,元老院派秘书彼得罗·德·托马西斯赴匈牙利,既致贺,也要求他秘密调查当地准备和政治动向。
随后,使节的任务转为向匈雅提家属致哀。10月23日,元老院答复匈牙利国王使者时,已提到匈雅提死亡和基督教军队解散。贝尔格莱德保卫战阻止了这次夺城,获得广泛声望;然而疫病、军队瓦解与各国的贸易和安全顾虑,使捷报未能自动转化为共同的后续远征。威尼斯还担忧匈牙利势力扩大对达尔马提亚的影响,联盟内各方对战后格局的期望并不相同。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