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周围的军事压力
1937年7月7日晚，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日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守军属于宋哲元领导的第二十九军，日本部队当时正在附近进行夜间演习。卢沟桥与宛平城处在北平通往外部的交通要冲，冲突牵动的不只是两支巡逻部队，而是华北防务与交通控制。
凯莉·马多克斯的研究将事变置于日本在华北扩大影响的背景中：当地资源及其对苏联的战略缓冲作用，使华北成为日本军政规划的重要区域。日本各部门对推进方式并非始终一致，但把该地区变为亲日、反共区域的政策取向，加重了驻军活动和中国主权之间的矛盾。
夜间冲突与宛平交涉
中国外交部7月11日的声明称，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搜查，遭拒后使用步兵与炮兵进攻，中国守军抵抗。美国驻华使馆7月8日电报则记下，交火在前一夜午夜以前开始，当日清晨宛平附近仍有枪炮声；使馆人员从当地守军处获知房屋被毁和人员伤亡的消息。
关于第一枪由谁射出，中日当时的叙述不一致。美方8月17日的汇总报告明确表示无法确证，并分别记下日方军事人员与北平市长秦德纯的说法。可以确定的是，日军夜间演习、入城要求、守军拒绝及随后攻击构成了升级链条；不能把某一方尚待查证的最初报告写成无争议的现场全貌。
停火谈判未能约束增兵
7月8日以后，地方当局一面交战，一面谈判。中国外交部声明记载，最初安排包括停止军事行动、各自撤回原阵地及由中国方面守卫卢沟桥。7月11日又出现地方协议，但此后双方对撤军是否实行、附加要求是否正当，仍有尖锐争议。
与此同时，日本从东北等处增援华北，中国中央军也向北调动。马多克斯指出，增兵削弱了地方指挥官谈成的停火；日本领导层仍期望局部施压能像以往一样换取让步。谈判与军事准备因而不是先后分明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牵制、同时发生的过程，地方停火越来越难以控制更大的政策目标。
中央政府划出政治界限
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讲话，其文本随后由中央通讯社发布，并由美国使馆转报。讲话既表示继续寻求外交解决，也提出最低条件：不得损害中国领土与主权，不得非法改变冀察行政安排，不得以外力撤换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也不得限制第二十九军原有驻防地位。
这些条件表明，争执已经越出失踪士兵与局部交火的范围。谁能决定地方行政人选、军队驻地及华北政治制度，成为谈判核心。卢沟桥的地理位置又使北平安全与全国抵抗问题连在一起。中国中央政府因此不能只把地方军事当局达成的任何妥协，视为足以终结危机的最终安排。
由桥头战斗扩大到平津
7月28日，美国使馆当日午后电报报告，日机自清晨起猛烈轰炸南苑，北平西面与北面也发生战斗。电报同时保留了若干未经证实的战况传闻，提醒读者不能据单份即时消息判定所有阵地的得失。至七月底，日军对平津地区的占领以及对南向铁路的控制，使战事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联盟后来的报告还记载，日军继续沿北平通往张家口、大同的铁路向西推进，河北出现亲日政权。当地政治后果因此不只是守军退出某处阵地，也包括交通节点受控、行政权力重新配置。八月上海又成为主要战场，最初的华北危机遂扩大为持续的中日战争。
居民生活、铁路与通信受影响
使馆8月的回顾报告记载，北平实行戒严，平津铁路从7月9日起时断时续；平汉铁路也因日军在宛平附近的军事活动受阻。7月12日起，从上海北上的列车只能到天津中央车站，不能照常继续进入北平。这些变化具体限制了往来人员和商业运输所依赖的通道，不能仅以战线地图表示其影响。
7月28日的天津领事电报还报告，中央邮局恢复了日本方面的邮件检查，领事团提出交涉。北平的外国使馆则筹划将本国侨民集中到使馆区避难，并要求该区不被用作出击基地。这些记录显示，危机已改变城市的出行、通信与避难安排；现有材料不足以据此推算全体居民的流亡人数或贸易损失总额。
起因争议与扩大战争的责任
1937年10月6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关于远东冲突的报告。报告承认最初事件的中日叙述有分歧，却认为日本此后的陆海空军事行动远超引发冲突的事件规模，不能以自卫或既有协定为依据，并违反其在《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下的义务。
七七事变的历史意义由此包含两个需要区分的问题：最初射击的细节未必能完全复原，随后增兵、进攻、占领及战争扩大的过程，却有连续的外交记录可以追踪。从桥头交涉到平津失守，原本局部的驻军摩擦逐渐改变了华北的政治与交通秩序，也开启了更大规模战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