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工报道到小说写作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写《愤怒的葡萄》之前，已经通过报道接触加利福尼亚的流动农工。1936年10月5至12日，《旧金山新闻报》刊出他的七篇《收获的吉卜赛人》。这些文章把季节性采收的劳力需求，与工人沿公路迁徙、住处恶劣和儿童营养不足联系起来，说明丰产农业依赖的人群为何仍可能挨饿。
系列第四篇特别描述阿尔文联邦营地的洗浴设施、居民选举委员会和邻里互助，强调恢复尊严与共同责任。这些关注后来进入小说的政府营地情节，但报道中的具体家庭不能直接等同虚构的乔德一家。德莫特根据写作记录指出，长篇主体完成于1938年5月下旬至10月下旬；1936年的调查、1938年的创作与1939年的出版，是相连而不同的阶段。
一家人的迁徙与离散
小说以汤姆·乔德出狱返乡为线索。他发现俄克拉何马的家园已经破败，家人准备乘车西去寻找工作。母亲努力维持共同生活，前传教士吉姆·凯西则把精神追问带入劳工处境。加利福尼亚并未兑现轻易致富的想象：农业资源丰富，移民却面对低工资、竞争和不稳定雇佣，家庭不断承受死亡与离散。
政府营地提供卫生设施和自治空间，仍不能保证持续的收入。凯西在劳工冲突中被杀，汤姆的道路随之改变。最后洪水迫使家人另找栖身处，失去婴儿的罗莎夏用乳汁救助饥饿的陌生人。结尾没有安排家庭重新富裕，而把互助扩展到亲属以外；母亲的照料与汤姆的反抗，是作品回应困境的不同方式。
个人故事与群体插章
乔德家的经历并非全书唯一的叙事尺度。人物章节之间，插入描写尘土、道路、买卖和劳动群体的段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正式读者指南指出，这些缺少固定人物的插章，使读者不把乔德一家的遭遇误认作孤立事件；个体经历与群体处境在阅读中反复交替。
这种安排也有鲜明的感官力量。开篇写尘土侵入田地和屋舍，第三章让一只乌龟艰难穿越道路；第二十五章则把毁弃食物以维持价格，与饥饿者得不到食物并置。自然灾害、商品流通与人的求生进入同一结构，书名里的愤怒因此获得社会背景，而不只是一位主人公的情绪。
首版、书名与文学认可
维京出版社于1939年4月14日发行小说，精装本定价2.75美元。德莫特的正式版本导论还记载，初版有619页，埃尔默·哈德设计的护封画出乔德一家从特哈查皮山口俯望圣华金谷。书籍的视觉包装已把离乡与抵达的期待摆在读者面前，出版过程本身也参与了故事的传播。
书名来自朱莉娅·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斯坦贝克希望把小说放进美国公共文化的语言之中，出版社在环衬上印入战歌曲谱首页。作品登上畅销榜，翌年获普利策小说奖；奖方记录同时列明作者、作品和出版者。首次发行与后来获奖应分别记年，不把1939年写成获奖年份。
争议之中的不同读者
埃莉诺·罗斯福在1939年6月28日的《我的一天》专栏中，既承认小说某些部分令人难受、语言粗粝，也赞许结尾传达的善意。这是当时读者的公开反应，不能代替政策成效统计，却说明作品已进入全国性的伦理讨论。
地方反应同样不能概括为一致抵制。魏西格重查俄克拉何马报刊与图书馆记录发现，政治领袖的猛烈批评与民众的阅读热情同时存在：塔尔萨图书馆购入28册应付需求，庞卡城等地又限定仅成人借阅，埃里克则禁书。她区分对粗俗语言的反感、对地方形象的忧虑与对移民的同情，纠正了把声量最大的反对者当成全州公众的做法。
银幕如何重新安排结尾
1940年，约翰·福特执导、亨利·方达饰演汤姆的电影扩大了故事的受众。编剧纳纳利·约翰逊调整两处营地的先后，让较人道的政府营地靠后出现，并以母亲的发言替代原作最后的哺乳场景。正式读者指南把这些改动解释为对电影审查预期和叙事收束的回应，改编因而改变了作品的情绪走向。
魏西格的研究记录了影片在俄克拉何马城市的长时间放映和好评。书与电影互相推动传播，却不能彼此替代：原著保留失去家园之后仍无稳定归宿的困境，银幕更突出继续生活的信念。比较两种结尾，能够看到社会经验如何经过文学结构、出版选择和影视改写，进入不同公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