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ISTAT)的制度起点,是1926年7月9日第1162号《统计服务重组法》。当时名称为意大利王国中央统计研究所,原属国民经济部的统计总局业务转入新机构。法律赋予其法人地位和自主经营权,同时规定它直接隶属于政府首脑墨索里尼。

该法7月14日刊登于《政府公报》,第19条规定公布后第三十日生效。因此,立法日期、刊载日期与法律生效并非同一天;1926年所指的是国家统计组织的改制,而不是意大利第一次进行统计。

参考:[1]

经费、设备与治理人员

新所承接原统计总局的房舍使用权、机器、家具和图书馆,国家在最初两年每年拨给二百万里拉;出版物销售和受托工作的费用补偿也是收入来源。法律要求编制统计年鉴、公报,并协调行政机关调查,另可用奖学金和奖励促进统计研究。

科拉多·基尼首先被任命为最高统计委员会主席。1926年10月27日的任命令列出罗马大学的路易吉·阿莫罗索、鲁道夫·贝尼尼,以及利维奥·利维、弗兰科·萨沃尔尼安等学者,还纳入移民、铁路、海关部门及法西斯工业、农业和社团组织代表。委员会因而连接了研究者、行政资料持有者与政权认可的利益组织。

参考:[1] [2]

协调权并不等于掌握全部资料

乔瓦尼·法韦罗的机构史研究指出,初期改革允许各行政部门保留统计服务,由中央机构提出科学标准。这种协调安排很快遭遇阻力:掌握登记程序和地方业务的部门,并不自动接受统计专家的指令。基尼希望将更多业务集中到研究所,财政部门则对其人员政策施加约束。

1929年改革强化主席和总干事的权力,阿尔贝托·莫利纳里出任总干事。集中化仍须依靠部门间合作,不能只凭命令完成。培养专门人员于是格外重要,大学统计教育与行政机关用人资格的联系,成为维持专业能力的一条路径。

参考:[3]

一次人口预测如何组织

1929—1931年,基尼与年轻数学家布鲁诺·德·菲内蒂开展人口预测。卡尔·伊普森的论文说明,项目结合1921年人口普查、生命表和年龄别生育估计,逐岁推算人口,并比较生育率、死亡率不变或下降的不同方案。

户籍资料未记录母亲年龄,研究者须用公式分配出生数、估计生育率,再完成大量人工计算。项目因而既依赖行政记录,也依赖数学假设;精细计算不能消除原始资料的缺口。

参考:[4]

合作网络也产生公开争论

1930年初步结果发表后,利维批评主要方案未计移民外流及基期过旧。研究所数学与制图部门的路易吉·加尔瓦尼回应质疑,修订预测加入移民因素;东京国际统计学会会议则为成果提供国际讨论场合。

墨索里尼的鼓励生育政策赋予研究政治分量。伊普森认为,统计偏向未必来自伪造数据,也可来自看似有技术依据的资料和假设选择。这场争论显示,专家合作仍须接受公开的实质检验。

参考:[4]

专业化的延续与制度转变

法韦罗指出,基尼1932年离任后,萨沃尔尼安与莫利纳里的管理更重视日常组织和技术流程,研究所的专业能力在领导更换后仍得以延续。由此看,1926年改革的重要后果,是建立持续生产资料和培养技术人员的组织;其运作也始终受预算和政治权力限制。

1989年第322号立法令将中央统计研究所改称国家统计研究所,并规定其在国家统计系统中承担计划、调查和技术协调职责;汇编法条亦明确其总部在罗马。后来的名称和协作体系不能直接套回创设之年,却显示早期集中整理统计资料的任务如何进入新的制度框架。

参考:[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