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分散的保护活动联系起来
国际鸟盟的组织起点是1922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Bird Protection，简称ICBP），当时尚未使用BirdLife International这个名称。参与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希望解决各国保护团体彼此不了解、行动缺乏协调的问题。候鸟迁飞、鸟类贸易与海洋污染，都难以在一国范围内处理。
创办者让·德拉库尔在1972年的回忆中记述，美国全国奥杜邦协会主席托马斯·吉尔伯特·皮尔森于1921年到法国拜访他，随后接触荷兰的范蒂恩霍芬、布尔代，以及英国的格雷子爵、珀西·洛等人。1922年6月，众人在伦敦麦肯纳夫人家中会面，成立委员会并推选皮尔森为主席。私人联系由此转化为持续合作的组织。
国家分部构成协作网络
委员会的基础是各国分部，而非政府派驻的大使团。分部汇集本国的鸟类保护信息与意见，再把需要跨境合作的事项交到国际层面。不同国家可由一个或多个团体参加，科学研究、农业和狩猎等方面的人士也进入这一网络；组织本身保持非政府性质。
美国农业部1923年出版的正式名录，已列出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卢森堡、挪威及美国的科学或保护团体代表，并把主席皮尔森的联系地点登记在纽约。这份同期记录说明，伦敦创设会议并不意味着所有日常工作都集中于英国，更不意味着参与国政府共同设立了一个条约机构。
经费与秘书工作逐步分开
苏尔塔纳1972年的机构史回顾指出，初期委员会的工作组织与经费筹措主要由皮尔森承担。随着活动扩展，特别是欧洲事务增加，1928年德尔沙伊德出任欧洲秘书，后来再由其他秘书接续工作。主席个人推动和分部网络，是专业化之前维持联系的重要条件。
这些记述没有提供可以互相核对的1922年创办预算总额，因而不宜把后来的资金规模倒用于草创时期。2022年正式报告把1980年在剑桥设立专业秘书处、配置主任与秘书，列为长期志愿工作之后的转折。1922年的成立与1980年的专职机构建设，需要分别理解。
先交换材料，再推动共同规则
早期重点包括阿根廷䳍类遭到捕猎利用、澳大利亚活鸟贸易，以及白鹭、冠鸠和极乐鸟因羽饰需求受到的威胁。组织把不同地区的问题放到共同议程上，促请各国调查鸟类状况，并采取保护措施。这并不等于委员会自己拥有执法权，实际限制贸易或捕猎仍须推动当地行动。
1923年巴黎、1925年卢森堡会议继续这种交流。1925年的讨论注意到1902年保护农业有益鸟类公约的不足，要求收集各国意见，研究如何修改。把地方材料汇总为建议，再经分部向有关方面推动，构成协作的基本方法；从提出问题到政府接受规则，往往经历多年讨论。
国际倡议怎样进入地方行动
马耳他鸟类学会1971年2月至1972年1月秘书工作报告，提供了后来网络运作的具体例子。学会印制一万份保护猛禽传单，经警察机关在猎人续领执照时分发，说明猛禽的生态作用、数量下降与迁徙途中的射杀问题。欧洲鸟类面临的风险被转写为当地公众能够读到的材料。
传单费用由学会与保护猛禽紧急基金的捐助共同承担；同一期主席报告又说明，相关呼吁与ICBP猛禽工作组合作进行。国际联系提供议题和支援，地方团体负责制作、联络和传播。经费、研究信息与行政渠道相互配合，比单纯公布一项国际决议更接近实际的保护工作。
从委员会到国际鸟盟
1993年，ICBP以国际鸟盟之名重新组织为各国自然保护团体的伙伴网络。这延续了1922年跨国协调的方向，却不能把后来的机构名称、专业人员和全球项目全部写成创办时已有的安排。
贝农和布查特2013年的期刊社论说明，伙伴大会用于评估进展、交流经验和决定后续工作重点；《Bir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则提供传播保护研究的平台。组织的作用逐渐由个人联系和会议交换，扩展到共同策略与科学信息协作。但它仍须依赖各地团体把国际目标落实到物种、栖息地及人的具体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