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估进入政府间谈判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汇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评估。1990年首份评估报告发表后，气候问题进一步进入政府间谈判。联合国大会于同年12月21日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要求赶在1992年环境与发展会议前形成文本。
委员会首届会议于1991年2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尚蒂伊举行，法国的让·里佩尔获选主席。此后谈判移至日内瓦、内罗毕和纽约。科学评估为讨论提供依据，但承诺内容、经费承担和监督方式仍由政府代表协商决定。
排放目标与发展权的争议
谈判分歧并非简单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立。欧洲共同体支持排放目标及时间表，美国则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发展空间和资金支持，小岛屿国家又因海平面风险要求更有力度的行动。
博丹斯基的同期研究指出，最后文本保留了多项折中或待续议的安排。1992年5月9日，委员会在纽约通过公约，其作用既是确定共同方向，也是建立以后继续谈判和审查履行的程序，而不是当场解决全部减排责任。
通过、签署与生效分开进行
公约随后于1992年6月4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放签署，再转至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期到1993年6月19日结束。签名并不自动完成成为缔约方的程序；各国及符合条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还须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
依第二十三条，达到第五十份相关文书后第九十天，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中国的保存记录分别列出1992年6月11日签署、1993年1月5日交存批准文书。前一个日期表示签署，后一个日期表示批准程序在保存人处完成，均不能代替公约整体生效日。
共同目标与有区别的承诺
第二条把最终目标定为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使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扰，并兼顾生态系统适应、粮食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第三条强调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要求发达国家率先行动，也顾及脆弱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所有缔约方须编制温室气体排放及清除清单，拟定减缓和适应计划。附件一缔约方还承担采取政策、措施并报告预期效果的特定义务。关于到2000年回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表述，被秘书处手册解释为非法律约束性的减排目标，不能据此把整部公约说成没有法律义务。
资金、信息与常设工作安排
公约把履行能力同资金和技术联系起来，要求相关发达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并促进适当技术转让。资金机制受缔约方会议指导并向其负责；全球环境基金被指定在过渡阶段承担运作。这些安排写明的是应履行的责任，并不证明所需资金已经足额到位。
缔约方会议、秘书处以及负责科学技术咨询和履行工作的附属机构，承担持续的资料整理与审查任务。国家清单、政策和措施的信息需要依可比方法汇集，才能使国际讨论从一般承诺转向可检查的国家行动。报告制度由此成为框架公约早期落实的重要环节。
柏林会议把报告要求变成审查程序
1995年3月28日至4月7日，首届缔约方会议在柏林举行。第2/CP.1号决定规定，对附件一缔约方首次国家信息通报开展深入审查，由秘书处协调专家组，审查排放清单、政策措施、预期进展和提供的支持，并形成报告。经有关国家事先同意，还可进行有助于澄清信息的访问。
第3/CP.1号决定敦促尚未报送首次通报的有关缔约方尽快提交，要求继续报送国家清单，并规定第二次通报的安排。催交文件和建立专家审查说明，生效后的执行还需要时间、人员和统一方法；一次国际签署仪式不足以完成这些工作。
参考：[5]
加强承诺及衡量实际效果
同届会议通过“柏林授权”，认定第四条第二款中的既有承诺不够充分，启动加强附件一缔约方承诺的谈判，并要求争取在1997年完成。这为此后通过《京都议定书》提供了谈判程序，不能把议定书后来规定的量化目标倒写进1992年的公约。
2006年秘书处手册汇总的早期结果显示，提交报告的附件一缔约方在1990年至200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下降百分之三，但不同经济体变化明显不同。总量下降不等于每个国家都完成目标，更不能只凭前后比较就把变化全部归因于公约。其制度成果在于形成持续报告、评估与提高承诺的国际过程，实际减排则仍须逐国、逐措施考察。